人間出版社:http://www.pcstore.com.tw/renjian/M20478900.htm
《人間思想》簡介
本刊自我定位為中文的國際刊物，在深耕在地的同時，把自身更緊密地鑲嵌在亞洲與第三世界的內在。我們要重新聯繫上並挖掘出區域中具有批判性的思想資源、開出更廣闊的人間視野、對這個危機滿布的世界提出更貼近歷史的解釋，並尋找介入現實與開創歷史的新契機。
【專號──2014亞洲現代思想年度講座：Ashis Nandy】編按
2013年白樂晴先生受邀為亞際書院推動的亞洲現代思想計劃年度講座，在沖繩舉辦的東亞批判刊物會議中發表演講（參見《人間思想》第7/8期），2014年7月我們請來印度的重要思想者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1937-）擔任年度講座，藉著與亞際文化研究學會、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交大社文所共同合作的暑期班開設的「亞洲現代思想導論」課程，在新竹交通大學發表了題為「記憶之工」的專題演講，之後由Hilmar Farid（印尼）、魏月萍（馬來西亞），以及選修課程的同學陳瑩恩（台灣），進行回應。
《人間思想》簡介
本刊自我定位為中文的國際刊物，在深耕在地的同時，把自身更緊密地鑲嵌在亞洲與第三世界的內在。我們要重新聯繫上並挖掘出區域中具有批判性的思想資源、開出更廣闊的人間視野、對這個危機滿布的世界提出更貼近歷史的解釋，並尋找介入現實與開創歷史的新契機。
【專號──2013亞洲現代思想年度講座暨東亞批判刊物會議】編按
亞際書院於2012 年成立，在主辦「2012 亞洲思想界上海論壇」後，「亞洲現代思想年度講座」成為亞際書院每年的重點推動工作，由於韓國的白樂晴先生在過去半個世紀的實踐與積累，早已是亞洲思想界的表率，2013 年開始的首次年度思想講座便特別請來白先生發表他對於東亞的最新看法。而《創作與批評》（Changbi）於2006 年開始推動的「東亞批判刊物會議」，過去分別在首爾、台北、金門等地舉行過，沖繩的新崎盛暉先生所參與創辦的《返風》雜誌於2013 年適逢創刊二十周年，則由雜誌的同仁與新崎先生參與創辦的沖繩大學負責主辦第五屆東亞批判刊物會議，沖繩大學的學校雖小但充滿能動性，沖大與《返風》也早已是沖繩社會思想的重要資源。所以我們非常高興能夠促成這一次白樂晴先生到沖繩的訪問，讓在2012 年亞洲思想界上海論壇與之相遇的新崎盛暉先生盡地主之誼，並藉著許多來自東亞各地朋友們共聚一堂的機會，將亞洲現代思想年度講座暨東亞批判刊物會議的基調演講在2013 年6 月29 日至30 日於沖繩大學合併舉辦。
東亞批判刊物會議承續以往尋求區域和平的動力，2013 年會議的核心重點為「在東亞的『核心現場』（衝突矛盾的匯聚地）提出『共生』的觀念」，也就是「在追求生存的前提下，承認不同與差異，進一步共同營造生活在同一個生活圈和睦相處的客觀條件」。而此次會議「連動的東亞」的主軸便是奠基於日本三．一一核能外洩的事件，已揭露人們無法迴避在同一個汙染的世界共同生活這樣相互依存的事實，所以要能夠繼續生存下去，就必須打破國界思考問題，或是突破既有民族國家所框死的主權、領土觀。在這方面，沖繩的困境反而激發出更為不同的想像，無論川滿信一的「社會憲法」草案，或是釣魚台由生活圈內的漁民所共享，都是在共生的認識下，尋求積極的方案解決衝突矛盾。本刊將這次會議的主要文章與部分回應以專號方式呈現，分享讀者。
人間出版社:http://www.pcstore.com.tw/renjian/M17168485.htm
《人間思想》簡介
本刊自我定位為中文的國際刊物，在深耕在地的同時，把自身更緊密地鑲嵌在亞洲與第三世界的內在。我們要重新聯繫上並挖掘出區域中具有批判性的思想資源、開出更廣闊的人間視野、對這個危機滿布的世界提出更貼近歷史的解釋，並尋找介入現實與開創歷史的新契機。
《人間思想》發刊辭
在這個代工之島上，難道連知識生產也非得只是代工不可嗎？
〈緩慢、悠長，世故而本真〉蘇敏逸
本書所收錄的十篇小說有一些共同的特色：情節平鋪直敘，文字淺白質樸，穩穩當當，老老實實地說故事。由於作者都不刻意設計、安排任何炫奇或複雜的文學表現形式和技巧，因此敘述本身便成為最重要的事。當他們細細密密地將想說的故事娓娓道來，文字便呈現出一種緩慢、悠長的情調，也因此這部短篇小說集中的許多篇章，都達到中篇的長度。在這緩慢、悠長的情調中，開展出寬廣浩闊的時空感覺，而平凡百姓的生活情味和生命實感便在敘述過程中躍然紙上。
這些小說大多有很具體的社會感覺，描寫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現象、城鄉差異、人口流動、人際關係及價值觀的改變等問題：例如王祥夫的〈上邊〉描寫人口外移後「上邊」山村的清冷寂寞，也寫出劉子瑞女人對兒子歸家的渴盼；孫惠芬的〈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描寫男人們進城上工，歇馬山莊僅剩女人後所產生的新的人際關係和生活形態；在魏微的〈大老鄭的女人〉中，大老鄭將妻兒留在鄉下，帶著幾個弟弟到小城鎮上尋求發展，並和一個半良半娼的女人同居，而這女人打理大老鄭一家兄弟的生活，如妻、如姐、如母、如傭工又如女主人，扮演所能扮演的一切角色，而她所掙的錢則寄回鄉下讓種田的丈夫蓋瓦房、付兒子的學費，這女人的故事可以說是沈從文〈丈夫〉的當代版；田耳的〈一個人張燈結彩〉透過一個幹練的基層警察老黃的察案過程鋪展社會底層的生活情狀和人情味；而范小青的〈時間簡史〉則由一個記帳本展開城鄉差異的描寫：主人公自清因藏書過多影響居家空間，在處理書籍的過程中誤將記帳本混雜在書籍中，捐贈給甘肅貧困地區的學童，記帳本輾轉流傳到王才的家，帳本中所記「香薰精油」這個城市的時髦用品竟激起王才帶著一家人勇闖城市的決心，最後王才成為自清的鄰居，他們窩居在城市狹窄的車庫中，以收舊貨為生，感到「到底還是城裡好，電扇都有得撿」，凸顯西部內陸的貧瘠窮困與城市生活習慣的虛華浪費。
不以社會現象為主要內容的〈吉祥如意〉和〈放生羊〉則充滿濃厚的文化氛圍和抒情特質，前者以童稚的眼光描寫端午製作香包和上山採艾的習俗，後者以藏族喪妻老者溫柔憂傷的口吻，抒發對生命願望的虔誠祈禱。此外，還有諸多篇章涉及女性生命的書寫，〈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寫潘桃和李平生命狀態的差異，寫兩個女人之間既親密又競爭，既交揉又緊張的關係，也寫兩個女人各自與婆婆、姑婆婆的角力，展演女性柔韌又不乏破壞力的旺盛生命力，某些段落頗有王安憶女性書寫的特質。葛水平的〈喊山〉寫長期受虐的啞巴紅霞在丈夫死後，個體生命與情感的覺醒；潘向黎的〈白水青菜〉以飲食習慣來貫串外遇故事，充滿了具體的生活實感和中國飲食文化的深厚底蘊，而小說結尾妻子對丈夫的「懲罰」也表現女性堅實強悍的反擊力道。更為完整地書寫女性的堅強韌性的是喬葉的〈最慢的是活著〉，透過奶奶艱難坎坷的一生，描寫祖孫兩個「命硬」的女人從對立衝突到體貼理解的過程，從而開展女性生命經驗綿綿不絕的延續與傳承，體會到「生命將因此而更加簡約、博大、豐美、深邃和慈悲」。
不論小說內容是對於社會現象的觀察、對於文化氛圍的描摹或對於女性生命的書寫，在面對艱難的生存現實和複雜的人際關係時，小說人物都不乏世故的眼光和手段，但在其中又時時流露出本真善良的情感和人性。〈大老鄭的女人〉中「女人」的來歷似乎一切都是謊言，但她對待大老鄭卻流露真心實意；〈一個人張燈結彩〉中的鋼渣為了替情人小于籌措替兒子治病的錢，犯下了搶劫殺人案，但他在落網時卻始終記得與情人在過年時重逢的約定，請求警察老黃代他赴約。世故而本真的人性與情感讓這些作品既真實又動人，在緩慢悠長的敘述語調中，艱難的現實也閃爍著溫暖與寬容的光芒。
溫柔或荒涼的人事──讀《魯迅文學獎作品選──詩歌卷》陳義芝
不久前我寫了篇〈補修艾蕪文學這門課〉，強調兩岸隔絕導致斷裂的1930、40年代新文學史，亟待修補。我說：「修補斷層，需要一個世代的人加倍努力。」
解嚴前，無緣認識一些國共分治後留在中國大陸的作家作品，是時代阻絕，非個人因素，解嚴後呢？
日前呂正惠教授出示人間出版社即將付印的《魯迅文學獎作品選──詩歌卷》，我驚覺對這些作品的陌生，已沒有時代斷裂因素可抵賴，只能怪自己的囿限──喜愛讀詩，關切當代詩的發展，但閱讀層面竟未拓展。這不僅是我一人的問題，也是台灣的讀者及文學研究者普遍的狀況：眼光只放在台灣島內，不及於香港、對岸，更不要說世界華文圈了。讀《魯迅文學獎作品選──詩歌卷》，欣賞九位脫穎而出的詩人代表作，因而也是一次珍貴的當代文學補課。
以作家命名的文學獎，寓含有作家創作成就的形象高度。魯迅是中國新文學前期最傑出的作家，也是至今仍影響深遠的創造者、改革者。他的成就固然以小說及雜文為最，散文詩的奠基，也有高度評價。魯迅說過，「詩文也是人事」，「文藝家的話其實還是社會的話，他不過感覺靈敏，早感到早說出來」。關注社會現實課題，鎔鑄現代主義詩的表現手法，不出之以直白控訴，代之人情人性的場景，以對比完成一種弔詭的思省深度，是魯迅文學獎作品詩歌卷的收穫。
〈照見真實中國的鏡子〉郝譽翔
梁鴻教授二○一○年的《中國在梁庄》乃至二○一三年的《出梁庄記》，對於不論是喜愛文學或是關心當代中國的讀者，都可以說是不容錯過的精彩作品，關於這兩本書所涵蓋的豐富層面與深刻意義，實非我這篇短文可以論及，值得以長文另行書之，故我在此僅提出我個人簡單的心得，也期待能引起更多台灣讀者的迴響。
首先是關於當代中國。我們大抵都可以承認，當代中國已經快速膨脹變形，甚而失速成長為一個不可捉摸之巨獸了，故任何試圖去詮釋它，觀察它，或是認識它的努力，往往不免顧此失彼，而流於一種盲人摸象的窘境。並且不僅如此，此刻中國幾座沿海的大城市也正在以驚人的容量和經濟力，發出耀眼的光芒，遮蔽住了這片廣袤土地的風景，甚至主導也主宰了我們對於當代中國的認識。相形之下，農村則彷彿是一個和城市相互對立的存在，它被阻絕在現代化的進程之外，要不就是淪為苦難和落後的象徵，要不就是被城市人美化成為一個遙遠而神祕的桃花源，或是烏托邦。
但當我讀到《中國在梁庄》和《出梁庄記》這兩本書時，卻不禁大為驚喜，梁鴻教授通過她的故鄉梁庄，彷彿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窺探當代中國真實面貌的門窗，她不但扭轉了我們慣於將城市與農村一刀兩分，涇渭分明的成見，更透過梁庄子民們的故事，牽引出了中國城市與農村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她也點出了中國城市正是以農村為打底的真相，而假如我們無法掌握到這一活生生地躍動於高樓大廈底層，以及柏油高速公路之下的脈搏的話，那麼我們對於城市的論述，也不過只能捕捉到它虛矯的浮光掠影罷了。
因此我特別喜歡這兩本書的書名：《中國在梁庄》以及《出梁庄記》，以「在」：在地和「出」：移動出走，梁教授簡短有力地道出了當代中國的生命之根其實仍在農村──以「梁庄」作為縮影，以及人們又如何為了謀生存，而不得不走出「梁庄」──從農村流浪到各地去打工，因此無數真實而且動人的故事，就在這樣的在地與移動出走之間悄悄誕生了。這也使得這兩本書雖然被歸類為報導文學，卻遠比虛構的小說還要來得好看，扣人心弦。因為在快速變遷的二十一世紀之中，小說家虛構的想像力，早已追不上時代的瘋狂運轉了，而大陸農村所發生的劇烈變遷，以及農民命運戲劇化的轉折，更恐怕要遠超出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所以我們何須再以文字去捕捉那些虛幻的空中樓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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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書]
那些進城的「梁庄農民」，猶如吉普賽人，在中國大地上遷移、流轉，匍匐在灰塵中，飄蕩在城市陰影中。
──梁鴻
梁鴻於2010年推出《中國在梁庄》之後，深感只描述「梁庄」本身是不夠的，必須把散落在中國各處打工的「梁庄人」都包括進去，才是真正的「梁庄」故事。因此，他歷時兩年，走訪十餘個省市(西安、南陽、內蒙、北京、鄭州、南方、青島等等)，再度以田野調查的方式訪問了340餘人，最後以22萬字的圖文資料，描繪出這些出梁庄的人們──也就是我們熟知的「農民工」，當代中國的特色農民──的生活與精神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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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書]
「梁庄」，中國北方一個最普通的村莊，既不大也不小，既不窮也不富，它的命運既是個體村莊的命運，但也確實能够代表相當一部分村莊的普遍命運。
當我讀到《中國在梁庄》和《出梁庄記》這兩本書時，卻不禁大為驚喜，梁鴻教授通過她的故鄉梁庄，彷彿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窺探當代中國真實面貌的門窗，她不但扭轉了我們慣於將城市與農村一刀兩分，涇渨分明的成見，更透過梁庄子民們的故事，牽引出了中國城市與農村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她也點出了中國城市正是以農村為打底的真相，而假如我們無法掌握到這一活生生地躍動於高樓大廈底層，以及柏油高速公路之下的脈搏的話，那麼我們對於城市的論述，也不過只能捕捉到它虛矯的浮光掠影罷了。
──郝譽翔
一
在中國大陸，從一九五〇年代後期到一九七〇年代末，大約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丁玲（一九○四～一九八六）的作品一直是被禁讀的。餘生也晚，在我上學讀書認識的漢字到了可以讀文學的時候，不僅沒有讀過丁玲的作品，也不知道有丁玲這樣一位作家。那時候，似乎連丁玲作爲「大右派」被批判的事件也不再有人提起，如同潮水退後的沙灘，一切都被抹得無跡無痕。
丁玲的作品被重新「發現」和閱讀，是在「文革」結束以後，隨著一批批被打倒的文藝界人物重返文壇，丁玲的名字亦開始出現於報刊，後來知道，那時候她還沒有獲得堂堂正正的平反，社會身分正處於明暗之間，新作的發表似乎幷不順利，在以「傷痕文學」爲起點的「新時期」文學潮流中也不那麼合乎時宜，但她的舊作，特別是初登文壇的第一個創作集《在黑暗中》，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收在《在黑暗中》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以下簡稱〈莎菲〉），卻得到了從學術界到眾多讀者的熱烈關注和歡迎。以發表創作作品引領了「新時期」文學走向的大型文學雜誌《十月》，在一九八〇年專門刊發重評〈莎菲〉的文章，無疑就是這種氣氛的反映。
這自然和人們渴讀「禁書」的心情有關，但更爲主要的，應該還是〈莎菲〉所表現的青年女性漂泊無助、苦悶荒涼的心境以及由此發出的絕叫，引起了當時的人們的心靈共鳴。而「當時的人們」，當然主要是城市知識層，正從已經持續了不算短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亢奮和浪漫跌向幻滅和感傷，渴望擺脫約束過緊的集體，嚮往個性的解放乃至放縱，成了普遍共有的意識或無意識，即使是年紀很輕的作家和詩人，也熱心於蒼老情調的低吟淺唱，在這樣的情境和氛圍中，丁玲在半個多世紀塑造的莎菲形象從歷史的塵封中突然顯身，當然會讓人感到驚奇，引爲同調，同時也會知道，在「新時期」的「文學新潮」之前早有先行者。
從〈莎菲〉讀出自己幽曲的心聲，並不限於中國大陸「新時期」的讀者。一九三七年張愛玲（一九二○～一九九五）在上海聖瑪麗亞中學的《國光》雜志上發表〈書評四篇〉，其中一則即爲讀丁玲的《在黑暗中》，而她最爲看重的就是〈莎菲〉，稱贊其「細膩的心理描寫，强烈的個性，頽廢美麗的生活，都寫得很好」。那時的張愛玲正在讀中學，當然還不是後來的知名小說家，但她使用的「頽廢美麗」，誰能說不可以用於後來她自己所寫的小說？這是丁玲和張愛玲第一次間接的交集，那已經是《在黑暗中》初版問世將近十年之後，但那時的丁玲正帶領西北戰地服務團奔走在西北的抗日烽火前線，肯定對此毫不知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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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書]
飛蛾撲火，非死不止。──瞿秋白
細膩的心理描寫，强烈的個性，頽廢美麗的生活。──張愛玲
心靈上負著時代的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茅盾
〈「詩的新批評」之重溫〉 解志熙
陳越的這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的修訂稿，記得此前的題目是「『詩的新批評』在現代中國之建立」，在預答辯的時候有幾位老師擔心「詩的新批評」這個說法過新，且有與英美的「新批評」攀比之嫌，所以建議修改為《「詩的文本批評」的中西匯合》，作為最終答辯的題目。我當然理解這個建議的善意──那幾位老師其實都很肯定陳越論文的學術貢獻，他們的建議只是為了答辯的保險而言。應該承認，「詩的文本批評」這個概念的指稱顯然比較明確，但我私心裡還是更喜歡「詩的新批評」那個說法，因為此類詩評確實借鑑了英美的新批評，才與中國古典詩學的注解賞析傳統劃開了清晰的界限，開闢了詩的文本批評的新階段──倘若折中一下，則「詩的新批評」乃正是運用現代的詩學觀念和批評方法針對「詩的文本」而展開的詩歌批評實踐。也正為了這個緣故，此次出版也便恢復了舊題。
誠如陳越所說，這樣一種詩的新批評乃是「中西匯合」的產物，只有在「五四」文學革命之後才可能發生。事實上，胡適、顧頡剛和俞平伯等在「五四」之初即曾熱烈討論過《詩經》諸篇的詩本義，發表了多篇「說詩」的文字，不過那時的他們只是籠統地運用著來自西方的純文學觀念、努力把《詩經》當做純文學的詩作來解讀，而尚無詩的文本批評的方法論之自覺。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之際，兩種情況同時發生了：一是新詩壇上有象徵派－現代派詩歌的勃興，此類新詩含蘊著比較複雜深隱的情思和朦朧含蓄的詩藝，不是一般讀者可以一讀就懂的，於是也就迫切要求著批評性的解讀；二是古典詩詞進入大中學講壇，成為文學教學的重要內容，而由於古典語言的隔閡和詩藝的古雅，年輕的學子們也迫切要求著現代性的導讀。正是這兩種情況不約而同的交集，共同推動了針對具體詩歌文本的新批評之開展。
開創了這個詩的批評新路的，既有新詩人和批評家，也有致力於古典文學教學的現代學人──事實上這兩類人往往是二而一的。比如朱自清和俞平伯就既是初期的新詩人和新詩評論者，後來又成為高校的古典詩歌研究專家，這雙重的身分促使他們在致力於詩的文本批評及其方法論的探討時，一方面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代的解詩傳統，並努力使之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印象式鑑賞轉變為分析性的解讀；另一方面則更多地借鑑了西方現代的詩學觀念和詩歌批評方法，尤其是來自英美「新批評派」的詩歌批評方法。恰在此時，英國批評家瑞恰茲（I.A. Richards 1893-1979）正好來華任教於清華、北大、燕京等校。瑞恰茲被公認為英美「新批評派」的奠基人之一（另一個奠基人是名詩人T.S.艾略特，他的詩作與批評理論也在此時傳入中國，另一個「新批評派」的代表人物、瑞恰茲的得意弟子燕卜蓀則在抗戰時期來華任教於西南聯大），他的批評理論、語義學研究和文本分析方法，特別適合於詩歌文本之解讀，給清華大學教授葉公超、朱自清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影響，以至於葉公超斷言：「我相信國內現在最需要的，不是浪漫主義，不是寫實主義，不是象徵主義，而是這種分析文學作品的理論。」（葉公超：〈曹葆華譯《科學與詩》序〉，撰寫於1934年，見《科學與詩》，商務印書館，1937年）正是由於葉公超的熱情介紹，朱自清也及時地注意到了瑞恰茲的理論和方法，遂努力將瑞恰茲的意義理論和文本分析方法運用於中國古典詩歌和現代新詩的解讀，陸續撰寫了《新詩雜話》、《詩多義舉例》等關於詩歌文本的新批評論著。朱自清又轉而推動了他的同事俞平伯和浦江清。我們只要讀讀俞平伯這一時期連續發表的解詩之作《讀詞偶得》，就不難體會他在傳統的鑑賞和訓詁之外，顯著地加強了詩詞語言意味的分析，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俞平伯在朱自清的熱情鼓勵下，精心撰寫了〈詩的神祕〉一文，堪稱詩歌文本「新批評」之開創性的方法論文獻。俞平伯承認「詩（詞也在內），有一部分人看它永遠是很神祕的，類乎符咒」，但新的理論方法的自覺使他自信地宣稱：「我們要把詩從神祕之國裡奪出，放在自然的基石上，即使有神祕，卻是可以分析，可以明白指出的。」又謂詩的神祕「只是詩的複雜微妙幽沉各屬性的綜合，似乎一時不能了解，卻終究可以分析，敘述和說明的。「（俞平伯：〈詩的神祕〉，《雜拌兒之二》第1頁、第4頁、第5頁，開明書店，1933年。）
進入抗戰及四十年代，對於詩的文本的「新批評」又有進一步的拓展。此時除朱自清等資深學者外，又有不少年輕學者如林庚、吳世昌、金克木、李廣田、邢光祖、吳興華、程千帆、袁可嘉等陸續加入，並且也出現了專門服務於國文教學的文本批評刊物《國文月刊》、《國文雜誌》（葉聖陶主持）及《新生報》「語言與文學」副刊等，……矚目於詩歌文本的新批評一時蔚然成風，湧現出一批相當出色的成果，如浦江清的《詞的講解》、朱自清的〈古詩十九首釋〉、吳世昌的《論詞的讀法》、李廣田的《詩的藝術》、吳興華的《現代西方批評方法在中國詩歌研究中的運用》、程千帆和沈祖棻合著的《古典詩歌論叢》（該集出版於1954年，但集內的解詩文章多作於四十年代）等，都是詩歌文本新批評的傑出論著。其批評對象，則既包括新詩，也有古典詩詞，甚至涉及外國詩。比較而言，對古典詩詞的新批評最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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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書]
我相信凡是讀過此書的人，都會毫不遲疑地肯認「詩的新批評」確是中國現代詩學的重要成就之一，它通過把現代詩歌觀念落實到具體的批評實踐之中，為促進中國詩學的現代化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並由此留下了大批值得認真分析和學習的詩學遺產，而陳越此書作為該領域的第一本系統性的研究專著，其原創之功、搜求之勞和開掘之深，委實值得嘉許。
──解志熙．北京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英美新批評在一九二○年代後期就已傳進中國，新批評的首創者之一瑞恰慈，以及瑞恰慈的學生燕卜蓀都來中國講過學，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也在那時譯介到中國。新批評的研究方法在三、四○年代影響了朱自清和俞平伯，也影響了當時不少年輕詩人，如吳興華和袁可嘉，這一段歷史很少人知道，本書都有非常詳實的考察和評論。本書可以說是一部詳實的英美新批評在中國的傳播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