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見真實中國的鏡子〉郝譽翔
梁鴻教授二○一○年的《中國在梁庄》乃至二○一三年的《出梁庄記》，對於不論是喜愛文學或是關心當代中國的讀者，都可以說是不容錯過的精彩作品，關於這兩本書所涵蓋的豐富層面與深刻意義，實非我這篇短文可以論及，值得以長文另行書之，故我在此僅提出我個人簡單的心得，也期待能引起更多台灣讀者的迴響。
首先是關於當代中國。我們大抵都可以承認，當代中國已經快速膨脹變形，甚而失速成長為一個不可捉摸之巨獸了，故任何試圖去詮釋它，觀察它，或是認識它的努力，往往不免顧此失彼，而流於一種盲人摸象的窘境。並且不僅如此，此刻中國幾座沿海的大城市也正在以驚人的容量和經濟力，發出耀眼的光芒，遮蔽住了這片廣袤土地的風景，甚至主導也主宰了我們對於當代中國的認識。相形之下，農村則彷彿是一個和城市相互對立的存在，它被阻絕在現代化的進程之外，要不就是淪為苦難和落後的象徵，要不就是被城市人美化成為一個遙遠而神祕的桃花源，或是烏托邦。
但當我讀到《中國在梁庄》和《出梁庄記》這兩本書時，卻不禁大為驚喜，梁鴻教授通過她的故鄉梁庄，彷彿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窺探當代中國真實面貌的門窗，她不但扭轉了我們慣於將城市與農村一刀兩分，涇渭分明的成見，更透過梁庄子民們的故事，牽引出了中國城市與農村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她也點出了中國城市正是以農村為打底的真相，而假如我們無法掌握到這一活生生地躍動於高樓大廈底層，以及柏油高速公路之下的脈搏的話，那麼我們對於城市的論述，也不過只能捕捉到它虛矯的浮光掠影罷了。
因此我特別喜歡這兩本書的書名：《中國在梁庄》以及《出梁庄記》，以「在」：在地和「出」：移動出走，梁教授簡短有力地道出了當代中國的生命之根其實仍在農村──以「梁庄」作為縮影，以及人們又如何為了謀生存，而不得不走出「梁庄」──從農村流浪到各地去打工，因此無數真實而且動人的故事，就在這樣的在地與移動出走之間悄悄誕生了。這也使得這兩本書雖然被歸類為報導文學，卻遠比虛構的小說還要來得好看，扣人心弦。因為在快速變遷的二十一世紀之中，小說家虛構的想像力，早已追不上時代的瘋狂運轉了，而大陸農村所發生的劇烈變遷，以及農民命運戲劇化的轉折，更恐怕要遠超出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所以我們何須再以文字去捕捉那些虛幻的空中樓閣？
這或許也是許多文學工作者所正面臨的無力與無奈。梁教授和我一樣出身於文學科系，也在大學任教，但她《中國在梁庄》前言〈從梁庄出發〉一文開頭所說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自己的工作充滿了懷疑，我懷疑這種虛構的生活，與現實，與大地，與心靈沒有任何關係。我甚至充滿了羞恥之心，每天在講台上高談闊論，夜以繼日地寫著言不及義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沒有意義。」這些由衷的話語，讓我讀來心有戚戚焉。當代小說（尤其受現代主義美學影響）書寫的無力與貧乏之處，已然疲態俱現，然而梁教授卻通過她的故鄉梁庄，以及一群伴隨她成長的親友村民們，帶領我們重新返回真實人生的血肉，也證明了唯有回到每日親臨的生活現場，才是真正滋養故事的肥沃土壤。
其實自從一九二○年代魯迅的〈故鄉〉之後，「故鄉」便是中國現代文學中重要的主題。魯迅通過他自己的生命經驗，揭示了中國在二十世紀現代化之初的核心之痛：一個鄉土中國的凋零與失落，乃至一大群扎根於這片地上的人們所面臨的茫然與困阨。魯迅筆下的故鄉，是從傳統過渡到現代轉折過程之中，被摧毀腐朽了的生命之根，而注定要死滅於未來，故長於此的人們，凡是懷抱著點希望的，則莫不是要「走異路，逃異地」，終身成為一個遠離家園，漂泊於城市之中的異鄉人。如今將近百年過去了，鄉土中國的宿命依然沒有改變，這不也是梁鴻教授乃至當今許多青年，乃至生活在台灣的你我的自身生活的寫照？
當「故鄉」化成為紙上的文字時，也正說明了它已陷落在過往之中，再也不可逆轉，有時它彷彿幻化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烏托邦，如沈從文的湘西；或是一則來自父祖輩民族大義式的傳奇，如莫言的紅高粱。不管如何，它都不再存在於此時與此刻了。然而梁鴻教授卻勇敢地帶領我們重返故鄉，回到那千瘡百孔的現場，她返鄉的矛盾不安一如魯迅，但她雖從個人抒情的角度出發，卻又走得更遠，因為她並不束手旁觀，而是走入這些熟悉又陌生的人群的生活裡，細細探索他們命運之所由來，以及將要何去何從。
其實台灣又何嘗沒有類似的「梁庄」呢？只可惜報導文學這個文類在當前的台灣，已然奄奄一息，以致農村真實的故事似乎還一直無法進入文學的視野。我期待這兩本書能讓更多人憶起了自己的故鄉，並且如梁教授一般，勇而返身去召喚它，召喚那些故事之魂，而不是一任它們淹埋在現代化的灰燼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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