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出版社

    〈緩慢、悠長，世故而本真〉蘇敏逸

    本書所收錄的十篇小說有一些共同的特色：情節平鋪直敘，文字淺白質樸，穩穩當當，老老實實地說故事。由於作者都不刻意設計、安排任何炫奇或複雜的文學表現形式和技巧，因此敘述本身便成為最重要的事。當他們細細密密地將想說的故事娓娓道來，文字便呈現出一種緩慢、悠長的情調，也因此這部短篇小說集中的許多篇章，都達到中篇的長度。在這緩慢、悠長的情調中，開展出寬廣浩闊的時空感覺，而平凡百姓的生活情味和生命實感便在敘述過程中躍然紙上。

    這些小說大多有很具體的社會感覺，描寫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現象、城鄉差異、人口流動、人際關係及價值觀的改變等問題：例如王祥夫的〈上邊〉描寫人口外移後「上邊」山村的清冷寂寞，也寫出劉子瑞女人對兒子歸家的渴盼；孫惠芬的〈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描寫男人們進城上工，歇馬山莊僅剩女人後所產生的新的人際關係和生活形態；在魏微的〈大老鄭的女人〉中，大老鄭將妻兒留在鄉下，帶著幾個弟弟到小城鎮上尋求發展，並和一個半良半娼的女人同居，而這女人打理大老鄭一家兄弟的生活，如妻、如姐、如母、如傭工又如女主人，扮演所能扮演的一切角色，而她所掙的錢則寄回鄉下讓種田的丈夫蓋瓦房、付兒子的學費，這女人的故事可以說是沈從文〈丈夫〉的當代版；田耳的〈一個人張燈結彩〉透過一個幹練的基層警察老黃的察案過程鋪展社會底層的生活情狀和人情味；而范小青的〈時間簡史〉則由一個記帳本展開城鄉差異的描寫：主人公自清因藏書過多影響居家空間，在處理書籍的過程中誤將記帳本混雜在書籍中，捐贈給甘肅貧困地區的學童，記帳本輾轉流傳到王才的家，帳本中所記「香薰精油」這個城市的時髦用品竟激起王才帶著一家人勇闖城市的決心，最後王才成為自清的鄰居，他們窩居在城市狹窄的車庫中，以收舊貨為生，感到「到底還是城裡好，電扇都有得撿」，凸顯西部內陸的貧瘠窮困與城市生活習慣的虛華浪費。

    不以社會現象為主要內容的〈吉祥如意〉和〈放生羊〉則充滿濃厚的文化氛圍和抒情特質，前者以童稚的眼光描寫端午製作香包和上山採艾的習俗，後者以藏族喪妻老者溫柔憂傷的口吻，抒發對生命願望的虔誠祈禱。此外，還有諸多篇章涉及女性生命的書寫，〈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寫潘桃和李平生命狀態的差異，寫兩個女人之間既親密又競爭，既交揉又緊張的關係，也寫兩個女人各自與婆婆、姑婆婆的角力，展演女性柔韌又不乏破壞力的旺盛生命力，某些段落頗有王安憶女性書寫的特質。葛水平的〈喊山〉寫長期受虐的啞巴紅霞在丈夫死後，個體生命與情感的覺醒；潘向黎的〈白水青菜〉以飲食習慣來貫串外遇故事，充滿了具體的生活實感和中國飲食文化的深厚底蘊，而小說結尾妻子對丈夫的「懲罰」也表現女性堅實強悍的反擊力道。更為完整地書寫女性的堅強韌性的是喬葉的〈最慢的是活著〉，透過奶奶艱難坎坷的一生，描寫祖孫兩個「命硬」的女人從對立衝突到體貼理解的過程，從而開展女性生命經驗綿綿不絕的延續與傳承，體會到「生命將因此而更加簡約、博大、豐美、深邃和慈悲」。

    不論小說內容是對於社會現象的觀察、對於文化氛圍的描摹或對於女性生命的書寫，在面對艱難的生存現實和複雜的人際關係時，小說人物都不乏世故的眼光和手段，但在其中又時時流露出本真善良的情感和人性。〈大老鄭的女人〉中「女人」的來歷似乎一切都是謊言，但她對待大老鄭卻流露真心實意；〈一個人張燈結彩〉中的鋼渣為了替情人小于籌措替兒子治病的錢，犯下了搶劫殺人案，但他在落網時卻始終記得與情人在過年時重逢的約定，請求警察老黃代他赴約。世故而本真的人性與情感讓這些作品既真實又動人，在緩慢悠長的敘述語調中，艱難的現實也閃爍著溫暖與寬容的光芒。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些小說的敘述方式太傳統了，但毛姆說過，小說最重要的任務是說故事。看完這些小說後，我們可能可以藉此反思：小說一定要寫得複雜難懂嗎？

溫柔或荒涼的人事──讀《魯迅文學獎作品選──詩歌卷》陳義芝

不久前我寫了篇〈補修艾蕪文學這門課〉，強調兩岸隔絕導致斷裂的1930、40年代新文學史，亟待修補。我說：「修補斷層，需要一個世代的人加倍努力。」

解嚴前，無緣認識一些國共分治後留在中國大陸的作家作品，是時代阻絕，非個人因素，解嚴後呢？

日前呂正惠教授出示人間出版社即將付印的《魯迅文學獎作品選──詩歌卷》，我驚覺對這些作品的陌生，已沒有時代斷裂因素可抵賴，只能怪自己的囿限──喜愛讀詩，關切當代詩的發展，但閱讀層面竟未拓展。這不僅是我一人的問題，也是台灣的讀者及文學研究者普遍的狀況：眼光只放在台灣島內，不及於香港、對岸，更不要說世界華文圈了。讀《魯迅文學獎作品選──詩歌卷》，欣賞九位脫穎而出的詩人代表作，因而也是一次珍貴的當代文學補課。

以作家命名的文學獎，寓含有作家創作成就的形象高度。魯迅是中國新文學前期最傑出的作家，也是至今仍影響深遠的創造者、改革者。他的成就固然以小說及雜文為最，散文詩的奠基，也有高度評價。魯迅說過，「詩文也是人事」，「文藝家的話其實還是社會的話，他不過感覺靈敏，早感到早說出來」。關注社會現實課題，鎔鑄現代主義詩的表現手法，不出之以直白控訴，代之人情人性的場景，以對比完成一種弔詭的思省深度，是魯迅文學獎作品詩歌卷的收穫。

九位詩人各有風格，我特別舉兩位：一是林雪，一是雷平陽。

林雪〈來自塌陷區的第N個新聞〉，顯示災難隨處發生，「N個」有難以計數的意味。一個外地來的男子陷進一個坑洞：

4小時後，他從20多米深的地下重新出現

挖掘機挖走了埋沒他的泥沙。那是誰家的人啊

和我父親一樣的身高，與我的弟弟同齡

穿著我兒子喜歡穿的風衣款式。卻永遠不再回答
 

         敘事者以父親、弟弟、兒子等親人看待受難者，這是最切身的同情，看似最個人也是最深刻的悲憫。這個男子在詩中，穿了一件黑風衣，當他沒入坑洞，「風衣旋轉，裹緊。一朶巨大黑菊的活體花蕊」，成為最驚怵的意象。另一首〈在大風中追趕汽車的媽媽〉，刻繪未在站點停準的公車，使骨質疏鬆、心律不整的母親追出三十米外，敘事者看在眼裡，不捨在心裡，她不僅看見自己的母親受苦，也看見了在大風中奔跑的與自己母親一模一樣的其他女人。林雪的詩不去描述扁平、概念化的大愛，而能從個人密切相關的倫理、地理，彰顯出一種光輝，以〈我歌唱塵埃裡深積的人民〉為例，一首呼喚赫圖阿拉地名的詩，她借一個女人轉身，攪動起空氣，也攪動了歷史、禁制，從而召喚「塵埃裡深積的人民」。筆法新穎，想像力奇崛。

與林雪同樣具有創造想像跨度的是雷平陽，他將敘事元素提高到象徵層次，而又帶有寂靜冥想，既現實又神祕的特質。雷平陽的詩，粹鍊度極高：〈奔喪途中〉將靈魂、血緣、思念具象化成鐵絲上掛著的一件父親沒有收走的棉衣。〈末日〉凸顯「語言」的重要，一旦失去了原來的語言，世界就死了。〈在墳地上尋找故鄉〉痛惜村莊的變異，與祖靈說話那一筆十分深沉，巨大的滄桑之感分明有現實的關懷。〈火車開往暗處〉以沉重的列車，引我們思索生命過程裡的欲望、一些難以表述的躲在暗處的東西，以及虛空。〈窮人啃骨頭舞〉彷彿一篇寓言，石頭廣場即人間舞台，「拚命爭奪著一根骨頭」令人聯想到魯迅的〈復仇〉，所謂無血的大戳。〈荒城〉將原始渾樸的曠野與人文體制鍛接，產生奇幻的圖像、意想不到的新鮮思維。〈礦山屠狗記〉將死神的陰影化成視覺感官「翻著白眼，裂開紅嘴」，或聽覺感官「耳朶裡死神無止無休的朗讀」，最後扣回整首詩的是「另一個看不見的，更黑、更深的礦洞」。顯然是一位才華洋溢的詩人。

一個詩人只要具有感發興會的抒情能力，及塑造內容肌理的敘事工夫，其詩作就有境界。讀者從詩中能夠讀出一些人生事件，帶著知性，深入感性，追究生命的溫柔或荒涼，閱讀就有喜悅、就有回味。

魯迅文學獎作品不見得能代表中國極其多樣複雜的文學面相，但畢竟是經過激烈競爭、評選過的，作為黃金板塊的一部分，有助於我們縮小中國當代詩的搜索範圍，鎖定對象進行更深入的了解、研究。

我這篇短文只舉了兩位詩人的詩作，略做解讀。相信讀者細加賞閱全書，在風格比較中，一定能掌握更多人事意涵，領受更豐富的審美意趣。這不是只讀台灣當代詩可以體會到的。

                                       ‧2013.11.19台北翠山

 〈照見真實中國的鏡子〉郝譽翔 

梁鴻教授二○一○年的《中國在梁庄》乃至二○一三年的《出梁庄記》，對於不論是喜愛文學或是關心當代中國的讀者，都可以說是不容錯過的精彩作品，關於這兩本書所涵蓋的豐富層面與深刻意義，實非我這篇短文可以論及，值得以長文另行書之，故我在此僅提出我個人簡單的心得，也期待能引起更多台灣讀者的迴響。

　　首先是關於當代中國。我們大抵都可以承認，當代中國已經快速膨脹變形，甚而失速成長為一個不可捉摸之巨獸了，故任何試圖去詮釋它，觀察它，或是認識它的努力，往往不免顧此失彼，而流於一種盲人摸象的窘境。並且不僅如此，此刻中國幾座沿海的大城市也正在以驚人的容量和經濟力，發出耀眼的光芒，遮蔽住了這片廣袤土地的風景，甚至主導也主宰了我們對於當代中國的認識。相形之下，農村則彷彿是一個和城市相互對立的存在，它被阻絕在現代化的進程之外，要不就是淪為苦難和落後的象徵，要不就是被城市人美化成為一個遙遠而神祕的桃花源，或是烏托邦。

　　但當我讀到《中國在梁庄》和《出梁庄記》這兩本書時，卻不禁大為驚喜，梁鴻教授通過她的故鄉梁庄，彷彿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窺探當代中國真實面貌的門窗，她不但扭轉了我們慣於將城市與農村一刀兩分，涇渭分明的成見，更透過梁庄子民們的故事，牽引出了中國城市與農村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她也點出了中國城市正是以農村為打底的真相，而假如我們無法掌握到這一活生生地躍動於高樓大廈底層，以及柏油高速公路之下的脈搏的話，那麼我們對於城市的論述，也不過只能捕捉到它虛矯的浮光掠影罷了。

　　因此我特別喜歡這兩本書的書名：《中國在梁庄》以及《出梁庄記》，以「在」：在地和「出」：移動出走，梁教授簡短有力地道出了當代中國的生命之根其實仍在農村──以「梁庄」作為縮影，以及人們又如何為了謀生存，而不得不走出「梁庄」──從農村流浪到各地去打工，因此無數真實而且動人的故事，就在這樣的在地與移動出走之間悄悄誕生了。這也使得這兩本書雖然被歸類為報導文學，卻遠比虛構的小說還要來得好看，扣人心弦。因為在快速變遷的二十一世紀之中，小說家虛構的想像力，早已追不上時代的瘋狂運轉了，而大陸農村所發生的劇烈變遷，以及農民命運戲劇化的轉折，更恐怕要遠超出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所以我們何須再以文字去捕捉那些虛幻的空中樓閣？

　　這或許也是許多文學工作者所正面臨的無力與無奈。梁教授和我一樣出身於文學科系，也在大學任教，但她《中國在梁庄》前言〈從梁庄出發〉一文開頭所說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自己的工作充滿了懷疑，我懷疑這種虛構的生活，與現實，與大地，與心靈沒有任何關係。我甚至充滿了羞恥之心，每天在講台上高談闊論，夜以繼日地寫著言不及義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沒有意義。」這些由衷的話語，讓我讀來心有戚戚焉。當代小說（尤其受現代主義美學影響）書寫的無力與貧乏之處，已然疲態俱現，然而梁教授卻通過她的故鄉梁庄，以及一群伴隨她成長的親友村民們，帶領我們重新返回真實人生的血肉，也證明了唯有回到每日親臨的生活現場，才是真正滋養故事的肥沃土壤。

　　其實自從一九二○年代魯迅的〈故鄉〉之後，「故鄉」便是中國現代文學中重要的主題。魯迅通過他自己的生命經驗，揭示了中國在二十世紀現代化之初的核心之痛：一個鄉土中國的凋零與失落，乃至一大群扎根於這片地上的人們所面臨的茫然與困阨。魯迅筆下的故鄉，是從傳統過渡到現代轉折過程之中，被摧毀腐朽了的生命之根，而注定要死滅於未來，故長於此的人們，凡是懷抱著點希望的，則莫不是要「走異路，逃異地」，終身成為一個遠離家園，漂泊於城市之中的異鄉人。如今將近百年過去了，鄉土中國的宿命依然沒有改變，這不也是梁鴻教授乃至當今許多青年，乃至生活在台灣的你我的自身生活的寫照？

　　當「故鄉」化成為紙上的文字時，也正說明了它已陷落在過往之中，再也不可逆轉，有時它彷彿幻化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烏托邦，如沈從文的湘西；或是一則來自父祖輩民族大義式的傳奇，如莫言的紅高粱。不管如何，它都不再存在於此時與此刻了。然而梁鴻教授卻勇敢地帶領我們重返故鄉，回到那千瘡百孔的現場，她返鄉的矛盾不安一如魯迅，但她雖從個人抒情的角度出發，卻又走得更遠，因為她並不束手旁觀，而是走入這些熟悉又陌生的人群的生活裡，細細探索他們命運之所由來，以及將要何去何從。

　　其實台灣又何嘗沒有類似的「梁庄」呢？只可惜報導文學這個文類在當前的台灣，已然奄奄一息，以致農村真實的故事似乎還一直無法進入文學的視野。我期待這兩本書能讓更多人憶起了自己的故鄉，並且如梁教授一般，勇而返身去召喚它，召喚那些故事之魂，而不是一任它們淹埋在現代化的灰燼底下。

一

在中國大陸，從一九五〇年代後期到一九七〇年代末，大約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丁玲（一九○四～一九八六）的作品一直是被禁讀的。餘生也晚，在我上學讀書認識的漢字到了可以讀文學的時候，不僅沒有讀過丁玲的作品，也不知道有丁玲這樣一位作家。那時候，似乎連丁玲作爲「大右派」被批判的事件也不再有人提起，如同潮水退後的沙灘，一切都被抹得無跡無痕。

丁玲的作品被重新「發現」和閱讀，是在「文革」結束以後，隨著一批批被打倒的文藝界人物重返文壇，丁玲的名字亦開始出現於報刊，後來知道，那時候她還沒有獲得堂堂正正的平反，社會身分正處於明暗之間，新作的發表似乎幷不順利，在以「傷痕文學」爲起點的「新時期」文學潮流中也不那麼合乎時宜，但她的舊作，特別是初登文壇的第一個創作集《在黑暗中》，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收在《在黑暗中》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以下簡稱〈莎菲〉），卻得到了從學術界到眾多讀者的熱烈關注和歡迎。以發表創作作品引領了「新時期」文學走向的大型文學雜誌《十月》，在一九八〇年專門刊發重評〈莎菲〉的文章，無疑就是這種氣氛的反映。

這自然和人們渴讀「禁書」的心情有關，但更爲主要的，應該還是〈莎菲〉所表現的青年女性漂泊無助、苦悶荒涼的心境以及由此發出的絕叫，引起了當時的人們的心靈共鳴。而「當時的人們」，當然主要是城市知識層，正從已經持續了不算短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亢奮和浪漫跌向幻滅和感傷，渴望擺脫約束過緊的集體，嚮往個性的解放乃至放縱，成了普遍共有的意識或無意識，即使是年紀很輕的作家和詩人，也熱心於蒼老情調的低吟淺唱，在這樣的情境和氛圍中，丁玲在半個多世紀塑造的莎菲形象從歷史的塵封中突然顯身，當然會讓人感到驚奇，引爲同調，同時也會知道，在「新時期」的「文學新潮」之前早有先行者。

從〈莎菲〉讀出自己幽曲的心聲，並不限於中國大陸「新時期」的讀者。一九三七年張愛玲（一九二○～一九九五）在上海聖瑪麗亞中學的《國光》雜志上發表〈書評四篇〉，其中一則即爲讀丁玲的《在黑暗中》，而她最爲看重的就是〈莎菲〉，稱贊其「細膩的心理描寫，强烈的個性，頽廢美麗的生活，都寫得很好」。那時的張愛玲正在讀中學，當然還不是後來的知名小說家，但她使用的「頽廢美麗」，誰能說不可以用於後來她自己所寫的小說？這是丁玲和張愛玲第一次間接的交集，那已經是《在黑暗中》初版問世將近十年之後，但那時的丁玲正帶領西北戰地服務團奔走在西北的抗日烽火前線，肯定對此毫不知聞。

二

《在黑暗中》初版於一九二八年十月，上海開明書店刊行，其中所收四篇小說：〈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暑假中〉、〈阿毛姑娘〉，此前已經在《小說月報》第十八卷第十二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第十九卷第二號（一九二八年二月）、第五號（一九二八年五月）、第七號（一九二八年七月）上陸續刊載。如果僅僅讀《在黑暗中》的單行本，看到的只是丁玲一個人的風貌，倘若能夠再去讀一讀《小說月報》上的初刊本，則可看到更多的名字：落花生（許地山，一八九四～一九四一）、王統照（一八九七～一九五七）、西諦（鄭振鐸，一八九八～一九五八）、佩弦（朱自清，一八九八～一九四八）、謝六逸（一八九八～一九四五）、豐子愷（一八九八～一九七五）等，都是五四時期就已經開始創作的成名作家；而「丁玲」的名字，按照茅盾（一八九六～一九八一）的說法，「在文壇上是生疏的」。當然，此一時期《小說月報》上出現的「生疏」名字不只有丁玲，還有「巴金」、「老舍」，以至曾經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學做過丁玲老師的茅盾本人。作爲批評家和翻譯家的沈雁冰當然屬五四新文學的開創者行列，而作爲小說家的茅盾，則幾乎是和丁玲同時登場的。

在五四時期的老作家和一九二〇年代末期崛起的新進作家同台演出和世代交替之際，丁玲表現出了怎樣與眾不同的個性風采？她的同時代評論家述及她初登文壇所帶來的「震驚了一代的文藝界」的反響時，都會說到她所塑造的新女性，如錢杏邨（一九〇〇～一九七七）便稱讚她是「一位最擅長於表現所謂Modern Girl（摩登女郎）的姿態，而在描寫的技術方面又是最發展的女性作家」。但有意思的是，錢杏村同時也稱丁玲筆下的Modern Girl爲「近代女子」或「近代的女性」，並注意：「在她的創作裡，是找不到最富麗的新裝，看不見不斷變幻著光色的跳舞場，也看不見金醉紙迷的大宴會；同時，也沒有家備的汽車，自動的電話機，金剛鑽，畫眉筆，以及香檳酒」。而茅盾則說莎菲是「心靈上負著時代的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如果簡縮一下，似乎可概括爲「時代女性」。從錢杏邨前後游移的概念，從茅盾所使用的重重疊疊的定詞，可以看出，丁玲同時代的評論家們已經意識到，她所刻畫的Modern Girl，特別是「莎菲」，雖然不同於這一名字本身常常讓人聯想到的無政府主義女性革命家，但也决然不同於所謂現代都市上流社會的時髦女，Modern Girl／摩登女郎與「近代女性」或「時代女性」，其實並不能夠簡單互譯，而辨析探究這之間的關係，即使在今天，不也是誘人的課題麼。

三

收在本書的《我在霞村的時候》（以下簡稱《霞村》），是胡風（一九〇二～一九八五）在桂林編輯的，爲「七月文叢」之一，遠方書店一九四四年三月初版發行，至一九四六年又印行「北平第一版」。胡風在《回憶錄》裡說過，遠方書店即新知書店，但關於此書的具體編選情況卻語焉不詳。梅志（一九一四～二〇〇四）的《胡風傳》寫到此事，只比《胡風傳》多了一句：「稿費由他寄給湖南丁玲的母親」。倒是丁玲在一九五一年版《霞村》的〈校後記〉裡說得說得比較清楚。她說：此書「是胡風兄在重慶替我收集的」。

綜合這些散碎史料可知，一九四四年遠方版《霞村》實爲胡風在「皖南事變」之前，居留重慶編輯《七月》等書刊期間留意搜集的。一九四一年五月胡風離開重慶，轉赴香港，嗣後因遭遇日本發動的太平洋戰爭，由港入桂，輾轉流離，卻一直沒有忘記且最終出版了丁玲的這本書。烽火連天，山川阻隔，並未受人之託，卻如此忠人之事，這故事本身不足以讓《霞村》這個版本具有特別的分量嗎？

從《在黑暗中》到《霞村》，間隔了十五年還多，二者斷裂式的變化一望可知。當年的Modern Girl（摩登女郎）全然退場，代之以農人和士兵，用來作爲集子題目的《霞村》和另外一篇〈新的信念〉，雖然仍以女性爲主角，但這裡出現的女性已經是在民族戰爭中經歷巨大創傷而倔强不屈的形象；同時出現的知識女性，也不同於「莎菲」一型，她們的苦悶和煩惱，已經和實際的革命運動血肉相連。這樣的寫作風格變化源自作家自身的變化。丁玲是很少見的能夠「放得下」的作家，她把「莎菲」時代的風格、成就和名聲決然放下；丁玲同時又是一位特別能夠「拿得起」的人，投身左翼文學運動，投身抗戰救亡，如飛蛾撲火，《霞村》就是她作爲作家的主體經受錘鍊蛻變之後的藝術結晶。關於這一期間丁玲的人生經歷，以及《霞村》所收錄的諸篇文本，已經有很多論著做過分析闡發，本文不擬煩言，在此僅介紹《霞村》的兩個外文譯本，以爲將來的討論提供線索和參照。

首先是英文本，一九四五年由印度的Kutub出版社出版，譯者龔普生（一九一三～二〇〇七），據熊鷹博士考察，一九四九年在布拉格世界擁護和平大會上，一位印度女代表激動地對丁玲說，很多印度人讀過她的「文章」，指的就是這個譯本。《霞村》的第一個英文本不是出現在歐美而是在爭取民族獨立的印度出版，這本身就意味深長，這個譯本在印度乃至第三世界怎樣被閱讀、理解和闡釋，是應該繼續探究的課題。

其次是日譯本，譯者岡崎俊夫（一九〇九～一九五九），四季社（東京）一九五一年出版，收入〈我在霞村的時候〉、〈縣長家庭〉、〈新的信念〉、〈夜〉，其實可說是小說集《霞村》的選本。但〈我在霞村的時候〉這一篇則早在一九四七年就譯成了日文，被認爲是「戰後日本翻譯中國抗戰時期文學作品最早的一篇」。最初刊載此譯作的《人間》雜誌亦值得關注，該刊創辦人和主要撰稿人有久米正雄（一八九一～一九五二）、川端康成（一八九九～一九七二）、小林秀雄（一九〇二～一九八三）等，都是日本文壇上名聲顯赫的人物，雖然戰前大都屬於非左翼系統，在戰後也開始有意進行反思。《人間》創刊號上首先刊出德國作家托馬斯．曼（一九七五～一九五五）〈關於民主主義的勝利〉，顯然就包含這樣的用意，隨後，再刊發本國作家的新作同時，又陸續以專文評論和刊出譯作的方式介紹了法國作家紀德（一八六九～一九五一）、馬爾羅（一九○一～一九七六）、中國作家丁玲等。後來成為日本「戰後派」文學代表作家的武田泰淳（一九一二～一九七六）當時曾在該刊撰文感慨中國作家歷經「八年艱辛的戰爭」，顛沛流離，卻都「被錘鍊成銳利的刀鋒」，表現出了驚人的「進步」。武田解釋說，他所說的「進步」，就是「能夠深刻理解人的能力」。丁玲的《霞村》就是武田特別舉出的例證。而武田是在和同時代日本文學的對比中發出如此的感慨的，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中國的新文學在實際進行的過程中，已經和其他國家的文學不斷發生交集，而這似乎是研究者們還較少關注的。

四

最後應該說說為什麼要刊印丁玲作品的初版本。首先當然是因為歲月流逝，書籍散逸，即使是現代文學的最初版本，現在也有很多已經不易覓得。比如《在黑暗中》，一九二八年十月開明書店初版本就久尋不到，此次重印使用的是一九三二年五月開明書店印行的第四版，據版權頁標註，為當時的「普及本」。《我在霞村的時候》一九四四年三月桂林遠方書店初版本更不多見，現在比較容易查閱到的是遠方書店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印行的北平第一版，但此版印刷質量較差，文中多處字詞模糊或空缺，或許與當時的「地下印製」有關。所幸中國人民大學古籍特藏室藏有一九四四年初版，被本書校勘者崔琦博士最終覓得，兩相比勘，證實北平重印版未對桂林遠方書店的初版做任何改動，同時也確認了前者模糊和空缺的那些文字。

其次，則是因為丁玲的作品後來頗有一些改動，有些是對初版或初刊時的誤植的訂正，有些則涉及語言修辭乃至思想用意，其中，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丁玲文集》(一九八三年八月~一九九五年)修改尤多，卻被後來的各種選本用做底本，常為研究者引用。丁玲在舊作新印之時，包括出版《文集》，作為一位作家，首先考慮普通讀者，重整舊日文字，再做加工提煉，本來無可厚非，但作為研究者，分析具體歷史情境中的丁玲及其作品，卻引用後來修改過的文字，無疑會出現尷尬的錯位。本書選擇丁玲兩部代表作的初刊本重新印行，應該有助於研究者解除此種尷尬。

但初版重印不是也不應該只是初版得簡單複製，從書籍生產的角度說，利用重印得機會再做一些考訂工作，既保留初版本的本來面貌，又可使其更臻精善，應該比照複製更為有益。出於這樣的考慮，此次選用一九五一年七月北京三聯書店的《丁玲選集》和胡南人民出版社的《丁玲文集》第二卷、第三卷(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四卷(一九八四年六月)所收相關作品與這兩部集子的初版本進行對校，但用意不在指出前後的異同，而只以此為參照，對初版本中的文字錯訛進行訂正，以加注的方式予以說明。這項工作用時很多而最後體現在文字上的卻很少，好在崔琦博士和蔡鈺淩博士候選人都選修過解志熙教授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對現代文學的文獻整理有興趣亦有心得，她們分工合作，微信往返，切磋激勵，居然把枯燥的校注工作做得驚喜交集，興致盎然。當然，校書如秋風掃落葉，錯訛遺漏仍然難免，還望方家同好指正。

〈「詩的新批評」之重溫〉 解志熙  

陳越的這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的修訂稿，記得此前的題目是「『詩的新批評』在現代中國之建立」，在預答辯的時候有幾位老師擔心「詩的新批評」這個說法過新，且有與英美的「新批評」攀比之嫌，所以建議修改為《「詩的文本批評」的中西匯合》，作為最終答辯的題目。我當然理解這個建議的善意──那幾位老師其實都很肯定陳越論文的學術貢獻，他們的建議只是為了答辯的保險而言。應該承認，「詩的文本批評」這個概念的指稱顯然比較明確，但我私心裡還是更喜歡「詩的新批評」那個說法，因為此類詩評確實借鑑了英美的新批評，才與中國古典詩學的注解賞析傳統劃開了清晰的界限，開闢了詩的文本批評的新階段──倘若折中一下，則「詩的新批評」乃正是運用現代的詩學觀念和批評方法針對「詩的文本」而展開的詩歌批評實踐。也正為了這個緣故，此次出版也便恢復了舊題。

誠如陳越所說，這樣一種詩的新批評乃是「中西匯合」的產物，只有在「五四」文學革命之後才可能發生。事實上，胡適、顧頡剛和俞平伯等在「五四」之初即曾熱烈討論過《詩經》諸篇的詩本義，發表了多篇「說詩」的文字，不過那時的他們只是籠統地運用著來自西方的純文學觀念、努力把《詩經》當做純文學的詩作來解讀，而尚無詩的文本批評的方法論之自覺。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之際，兩種情況同時發生了：一是新詩壇上有象徵派－現代派詩歌的勃興，此類新詩含蘊著比較複雜深隱的情思和朦朧含蓄的詩藝，不是一般讀者可以一讀就懂的，於是也就迫切要求著批評性的解讀；二是古典詩詞進入大中學講壇，成為文學教學的重要內容，而由於古典語言的隔閡和詩藝的古雅，年輕的學子們也迫切要求著現代性的導讀。正是這兩種情況不約而同的交集，共同推動了針對具體詩歌文本的新批評之開展。

開創了這個詩的批評新路的，既有新詩人和批評家，也有致力於古典文學教學的現代學人──事實上這兩類人往往是二而一的。比如朱自清和俞平伯就既是初期的新詩人和新詩評論者，後來又成為高校的古典詩歌研究專家，這雙重的身分促使他們在致力於詩的文本批評及其方法論的探討時，一方面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代的解詩傳統，並努力使之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印象式鑑賞轉變為分析性的解讀；另一方面則更多地借鑑了西方現代的詩學觀念和詩歌批評方法，尤其是來自英美「新批評派」的詩歌批評方法。恰在此時，英國批評家瑞恰茲（I.A. Richards 1893-1979）正好來華任教於清華、北大、燕京等校。瑞恰茲被公認為英美「新批評派」的奠基人之一（另一個奠基人是名詩人T.S.艾略特，他的詩作與批評理論也在此時傳入中國，另一個「新批評派」的代表人物、瑞恰茲的得意弟子燕卜蓀則在抗戰時期來華任教於西南聯大），他的批評理論、語義學研究和文本分析方法，特別適合於詩歌文本之解讀，給清華大學教授葉公超、朱自清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影響，以至於葉公超斷言：「我相信國內現在最需要的，不是浪漫主義，不是寫實主義，不是象徵主義，而是這種分析文學作品的理論。」（葉公超：〈曹葆華譯《科學與詩》序〉，撰寫於1934年，見《科學與詩》，商務印書館，1937年）正是由於葉公超的熱情介紹，朱自清也及時地注意到了瑞恰茲的理論和方法，遂努力將瑞恰茲的意義理論和文本分析方法運用於中國古典詩歌和現代新詩的解讀，陸續撰寫了《新詩雜話》、《詩多義舉例》等關於詩歌文本的新批評論著。朱自清又轉而推動了他的同事俞平伯和浦江清。我們只要讀讀俞平伯這一時期連續發表的解詩之作《讀詞偶得》，就不難體會他在傳統的鑑賞和訓詁之外，顯著地加強了詩詞語言意味的分析，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俞平伯在朱自清的熱情鼓勵下，精心撰寫了〈詩的神祕〉一文，堪稱詩歌文本「新批評」之開創性的方法論文獻。俞平伯承認「詩（詞也在內），有一部分人看它永遠是很神祕的，類乎符咒」，但新的理論方法的自覺使他自信地宣稱：「我們要把詩從神祕之國裡奪出，放在自然的基石上，即使有神祕，卻是可以分析，可以明白指出的。」又謂詩的神祕「只是詩的複雜微妙幽沉各屬性的綜合，似乎一時不能了解，卻終究可以分析，敘述和說明的。「（俞平伯：〈詩的神祕〉，《雜拌兒之二》第1頁、第4頁、第5頁，開明書店，1933年。）

進入抗戰及四十年代，對於詩的文本的「新批評」又有進一步的拓展。此時除朱自清等資深學者外，又有不少年輕學者如林庚、吳世昌、金克木、李廣田、邢光祖、吳興華、程千帆、袁可嘉等陸續加入，並且也出現了專門服務於國文教學的文本批評刊物《國文月刊》、《國文雜誌》（葉聖陶主持）及《新生報》「語言與文學」副刊等，……矚目於詩歌文本的新批評一時蔚然成風，湧現出一批相當出色的成果，如浦江清的《詞的講解》、朱自清的〈古詩十九首釋〉、吳世昌的《論詞的讀法》、李廣田的《詩的藝術》、吳興華的《現代西方批評方法在中國詩歌研究中的運用》、程千帆和沈祖棻合著的《古典詩歌論叢》（該集出版於1954年，但集內的解詩文章多作於四十年代）等，都是詩歌文本新批評的傑出論著。其批評對象，則既包括新詩，也有古典詩詞，甚至涉及外國詩。比較而言，對古典詩詞的新批評最有成效。

在詩歌文本的新批評開展過程中，每個批評者的具體操作方法容或有別，但大的著眼點和方法論是非常一致的，其要旨在朱自清的〈古詩十九首釋〉（此文是朱自清1940年夏至1941年夏的休假期間為《國文月刊》的「詩文選讀」欄撰寫的）前言裡得到了扼要地揭示——

詩是精粹的語言。因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許多人覺得詩難懂，便是為此。但詩究竟是「語言」，並沒有真的神祕；語言，包括說的和寫的，是可以分析的；詩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徹的了解；散文如此，詩也如此。有時分析起來還是不懂，那是分析得還不夠細密，或者是知識不夠，材料不足；並不是分析這個方法不成。這些情形，不論文言文、白話文、文言詩、白話詩，都是一樣。不過在一般不大熟悉文言的青年人，文言文，特別是文言詩，也許更難懂些罷了。

我們設「詩文選讀」這一欄，便是要分析古典和現代文學的重要作品，幫助青年諸君的解，引起他們的興趣，更注意的是要養成他們分析的態度。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實欣賞；欣賞是在透徹的了解裡。一般的意見將欣賞和了解分成兩橛，實在是不妥的。沒有透徹的了解，就欣賞起來，那欣賞也許會驢唇不對馬嘴，至多也只是模糊影響。一般人以為詩只能綜合的欣賞，一分析詩就沒有了。其實詩是最錯綜的、最多義的，非得細密的分析工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若是囫圇吞棗的讀去，所得著的怕只是聲調詞藻等一枝一節，整個兒的詩會從你的口頭眼下滑過去。（朱自清：〈古詩十九首釋〉，《朱自清全集》第7卷第191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年。）

如所周知，傳統的中國思想和學術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注重直覺印象之談和經驗綜合之論，而不擅長系統性、學理性的分析。這個共同性影響及於古典的詩歌批評，便是面對詩意比較含蓄以至「神祕」的詩歌文本，古人很樂於坦承「詩無達詁」，於是要麼滿足於「釋事忘義」的訓詁性注釋，要麼滿足於訴諸經驗直覺的印象性品評，而長期缺乏綿密深入的分析性批評。朱自清等人所開創的「詩的新批評」，則肯認詩歌作為精粹的語言藝術品並非神祕無解，其精微的意味和精妙的藝術仍可通過語言藝術的分析而得以彰顯和昌明。他們對新詩與舊詩詞文本的精闢分析，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詩是可以分析的語言藝術作品」。這與英美「新批評」對詩的文本批評之立場和方法若合符節，而又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典語文學傳統中的合理因素，如此「中西融合」委實具有開拓中國詩歌批評新時代的重大意義。

然而，很可能因為這種詩的新批評比較注重具體文本的解讀，乍一看似乎關涉度不夠宏大、理論性也不很鮮明，所以當今學界一直很少關注它的歷史和價值。此前只有資深的現代詩歌研究專家孫玉石先生敏銳地意識到此類批評的現代意義，他從1987年開始不斷探索、先後撰發了多篇專論，到2007年結集為《中國現代解詩學的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成為這一領域的開創性學術成果，也是迄今唯一的專題論著。按，孫玉石先生所說的「中國現代解詩學」其實就是陳越所謂詩歌文本的「新批評」。孫先生的開創性研究誠然功不可沒，但也有明顯的局限──只把「解詩學」視為針對新詩的解讀性批評，研究的視野一直限制在「中國新詩學」的範圍裡，而未顧及到現代人對古典詩詞的解讀同樣可以納入到中國現代詩學的視野、同樣屬於詩歌文本的「新批評」之列，甚至比新詩的文本批評更為出色。

正是在借鑑孫玉石先生的先行研究的基礎上，陳越的探索更進了一步也更深了一層。陳越自覺超越「中國新詩學」的限制，別具慧眼地從「中國現代詩學」的視野出發，將發生在現代中國的所有運用現代詩學觀念和方法來進行的詩歌文本批評──不論其對象是舊詩、新詩還是外國詩──都納入詩歌文本的「新批評」的考察範圍，著力揭示其現代的理論基礎、方法特徵和具體的批評成就，於是所見更廣、所論更深。當然，與此俱來的學術難度也更大了，為此，陳越付出了艱苦的勞動和辛勤的思考。讀博的幾年間，陳越埋頭窮搜相關文獻、補充相關的中外文學知識、思考相關的詩學理論批評問題，終於用數十萬字的論文，第一次完整地梳理了「詩的文本批評」在現代中國崛起的來龍去脈、深入發掘了此種新批評的理論基礎、批評方法和批評實踐，讓人對詩的新批評潮流的歷史和價值獲得了全面的認識，這無疑是中國現代詩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陳越窮搜文獻的勞績，可以本書第二章為例，該章對英美新批評在現代中國之傳播的梳理可謂集其大成，其中有許多條文獻都是陳越首發的。至於陳越對「詩的新批評」成就的分析之深入，則可以本書第四章為例，該章重點討論了「詩的新批評」在詞學領域的展開，乃以俞平伯、浦江清、吳世昌對詞的解讀為代表，深入發掘其作為詩的新批評的現代意義、具體分析其批評方法的現代性特徵，完全超出了一般古典文學學術史的研究視野、而又扎實地彌補了中國現代詩學研究的一個盲點，所以讀來令人耳目一新。……我相信凡是讀過此書的人，都會毫不遲疑地肯認「詩的新批評」確是中國現代詩學的重要成就之一，它通過把現代詩歌觀念落實到具體的批評實踐之中，為促進中國詩學的現代化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並由此留下了大批值得認真分析和學習的詩學遺產，而陳越此書作為該領域的第一本系統性的研究專著，其原創之功、搜求之勞和開掘之深，委實值得嘉許。

說起來，陳越在本科所學並非文學，只因熱愛文學，乃刻苦自修、考入南開大學攻讀文學碩士，後來又到清華隨我讀博。他的探討吳宓、梁實秋等新人文主義者的碩士論文，仔細追溯西方原典、校正流行比附之見，讓面試的老師們頗為讚許。也正因為他的英文很好，所以在博士論文選題時，最初曾想研討中西現代文學批評觀念的融合問題，後來覺得題目過大，容易失之浮泛，乃將視點集中落實到「詩的文本批評的中西融合」這個專門的詩學問題上，由此銳意探尋，遂有了不少重要的文獻發現和漸趨深入的理論思考。陳越的好學苦讀在清華中文系是出了名的。讀博生活本來就很清苦，陳越又是來自基層的一個窮學生，可他讀博期間卻節衣縮食，購買複印了大量文學詩學書籍，他的小小宿舍實在無法安頓，我只好把辦公室借給他，放了整整一屋子。如此勤學苦讀，給陳越的論文打下了厚實的基礎，答辯時一下子拿出了三十餘萬言的論文稿，其厚重度和完成度讓汪暉兄在答辯會上當面讚嘆說，「陳越的論文是本專業歷屆同學中唯一真正完成了的博士論文。」論學一向嚴格的方錫德兄則破例地在評議書裡讚揚陳越的論文，「是本學科近年來罕見的一篇優秀的博士學位論文，建議通過答辯後，申報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然而，謙虛樸實的陳越並沒有申報這個獎項，畢業後的幾年來他仍然孜孜矻矻地繼續修改和完善著論文。自然，此前的陳越在學術修養上也有明顯的不足，比如對中國古典解詩學傳統不很熟悉就是他的論文的一個薄弱環節。如今翻看這個即將出版的修改稿，在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進和補充。要說這個修改稿的問題，恰恰來自於陳越謙抑的個人性格和嚴格的學術自律：有些重要人物如葉公超本來可以專寫一節的，可是陳越卻因為有人論述在先，他便只註明別人的研究而不再詳論；有些重要文獻本來是陳越先發現的，可是別人後來率先發表了，他就删掉自己而轉注別人。在學術上如此過於嚴格的自律，反倒影響了本書論述敘事的完整性和個人觀點的充分表達。這是讓我很感可惜的。

陳越畢業已近四年，論文終於要出版了。欣悅之餘，乃略為介紹如上，即以此為序吧。

2015年6月10日於清華園之聊寄堂

〈讓世界安靜下來〉蘇敏逸 (成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李師江對台灣讀者來說，也許並不算陌生。他曾先後在台灣出版了《比愛情更假》（2002）、《她們都挺棒的》（2003）、《肉》（2003）等三部小說及隨筆集《畜生級男人》（2004），這些作品大多以李師江混居北京的生活經驗為素材，在他噴薄而出，不吐不快的文字裡，激盪著桀傲不馴的青春野性與玩世不恭的叛逆之氣，隱隱然帶著王朔的調調，而他在2010年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系》，也讓我聯想到上個世紀九○年代王朔的經典作品〈動物凶猛〉。

熟悉李師江這類作品的讀者，肯定會對寫出《福壽春》的李師江感到陌生。在這裡，攔海造田、山上栽茉莉、海邊養蟶子的增坂村取代了北京城；傳統親族倫常與思想觀念取代了現代都會的男女關係；平靜樸實、娓娓道來，帶著農村百姓尋常口語的敘述語調取代了調侃嘲諷中帶著青春憤怒的伶牙俐齒。這部作品以李師江的故鄉福建寧德增坂村為背景，透過李福仁及其兒女家人、鄰里親族的日常生活，寫出李福仁勤懇踏實、子孫滿堂卻老來孤單的一生，寫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村故鄉地景與人心的變化，也寫出李師江對鄉村生活的追憶與眷戀。

一部好的小說是內容與形式相得益彰的高度整合，恰當的形式可以使作品的內容與精神獲得更精準的傳達。《福壽春》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濃厚的中國古典小說氣息，李師江正是以平實的傳統說書的敘述模式，將農村素樸的常民生活與思維方式捕捉、凝練起來。小說題目「福」、「壽」、「春」本身便飽含著中國農民傳統觀念中的吉祥之意，而小說的框架是算命師對李福仁「子孫滿堂，老來孤單」的命運斷語，既符合農村鄉民求神問卜的生活習性，又隱然帶著命運難違的中國傳統智慧。小說以古典白話的平鋪直敘開展李福仁的家族故事，在人際紛爭中展現農民最單純善良的公道是非。

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問題可以說是中國經濟迅速膨脹，社會產生巨變之後，作家們最重要的書寫主題之一。將《福壽春》與李師江以北京生活為書寫背景的作品加以合觀，也可以看見李師江對這個問題的態度。相較於京城生活的躁動喧囂，李師江對故鄉風俗民情的描寫細膩有情。在小說中，李福仁的兩個兒子安春和三春僅是讀了一點書，便厭棄農村的勞動，一心想往城市發展，卻因好高騖遠，不肯踏實苦幹，最後敗盡家財而歸，安春和三春的經歷展現了現代都市社會的物欲誘惑對人心的腐蝕。相較之下，寡言守分的李福仁對土地懷抱著深厚的感情，生活簡單，熱愛勞動，厭惡好吃懶做之人，李福仁看似保守但卻勤懇踏實的生命態度才是人類得以永續發展的關鍵。同時，在全村人依然秉持著「生兒子最重要」的傳統觀念，安春與細春也為了生個兒子，躲避計生組對於超生的追查而遠走他鄉，李福仁卻看得開：「如今我倒覺得生個女兒家也是有情有義的，雖不能傳宗接代，倒是對父母體貼，也是有用的。」在時代的變遷中，李福仁並不固執於傳統思維，是真正智慧通達之人。

大陸版的《福壽春》有李師江所寫的〈創作札記（代序）〉，記錄了李師江在創作生涯中對於寫作問題的摸索、反省與修正，其中有這樣一條：「耐心、笨拙、誠實、細心，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要寫好一個長篇的質素。」李師江正是通過這樣的實踐，讓生命與作品沉靜下來。我個人以為，不僅僅是寫長篇小說，其實「耐心、笨拙、誠實、細心」也是面對這個過於急功好利、喧囂浮躁的現代社會，很重要的美德。

 以宏偉敘事再現時代議題 須文蔚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魯迅文學獎是中國大陸具有最高榮譽的文學大獎之一，其中報告文學獎的得獎作品規模宏大，超過十萬字以上的長篇鉅著不在少數，作者以長時間與縝密的調查與研究，深入時代充滿爭議或重大的教育、醫藥、民族、實業與抗災等議題，配合以活潑生動的小說筆法，塑造出生動的場面與栩栩如生的角色，展現出台灣紀實文學作品中迥異的特質。

報告文學的發展與起源可以上溯上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提倡「創造我們的報導文學」，發表「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形式與我們的任務宣言」，指示要以這種文學形式，為政治服務。由於戰爭及時代的悲劇，報告文學在抗日時期流行一時，對社會及時局都有強烈的批判性，成為當時的文學主流。當時這個新興的文體帶有強烈的社會實踐與揭露時弊的功能，主題也都以關心社會中弱勢階層為主，掀起了時代的風潮。

如同中國大陸報告文學會長李炳銀指出，在這個錯綜複雜、挑戰迭起的全球化、資訊化時代，報告文學成為社會的必然要求，報告文學的資訊傳遞、價值判斷和社會介入功能，使之超越新聞，異於小說，可以改變讀者大眾對生活的感知方式和理解效果，客觀上延伸了人的視野。藉此觀察魯迅文學獎作品集的選題，關懷弱小與社會邊緣的主題退場，取而代之的與國家發展與重大政策爭議有關的議題，更加接近當代新聞學上所稱的調查報導，是讀者更能感受到報告文學衝擊社會、政治與經濟政策的能量。

與台灣報導文學長期傾向散文與新聞報導的文體發展不同，也和台灣報導文學寫手必須仰賴雜誌或社區刊物出版作品的狀況也不同，中國大陸報告文學雖然在改革開放後歷經衰退，但是依舊能夠透過出版、電視紀錄片乃至電影的互動，開展出強勢文體的地位。從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的得獎資料分析，不少小說家加盟報告文學創作隊伍，把更生動的筆法與手法帶入了創作環境中，也為中國報告文學注入了更多活力與文體改革的動能。

在此次專書中收錄的作者中，何建明是得獎的常勝軍，他的作品不僅主題宏大，篇幅更超過二十餘萬字，放諸華文紀實文學的出版界，筆力如此雄健的作者並不多見。本書收錄的〈部長與國家〉一文，描寫的是上世紀50年代末「獨臂將軍」余秋裡擔任石油部長期間，帶領五萬大軍在松遼平原上開發大慶石油的傳奇故事。何建明的作品還受到電視媒體的青睞，中央電視臺改編為30集電視連續劇《奠基者》，也展現出報告文學在當代多媒體互文的潛力。

在一片西藏熱的文學圈，加央西熱的〈西藏最後的馱隊〉是作者應中央電視台導演之邀，回到故鄉，帶領紀錄片團隊，跟隨著馱鹽的犛牛隊伍，記錄一種行將消失的行業：尋鹽、採鹽與運鹽。作者以流暢的筆法，讓人們有機會聽到來自西藏本土的聲音，不同於以往的他者的描述，展現出牧民的日常勞作方式、精神信仰、婚喪嫁娶、飲食起居等文化層面的在地觀點。

最具戲劇性，也最賺人熱淚的作品，應當是朱曉軍的〈天使在作戰〉。作者選擇了醫藥界的黑幕來揭露，主人翁充滿了正義感，希望自己成為真正的醫生，不要濫用醫療資源，為關乎國計民生的醫療問題不斷上書，頗有「秋菊打官司」的曲折與熱情，既有震撼力也有渲染力。相形之下，王宏甲〈中國新教育風暴〉顯得冷靜、客觀與科學，作者徵求各方反映教育改革的小故事，以多元視角呈現教育政策變革的不易與艱難，這部作品也立即改編為電視紀錄片，成為教育政策變遷下的見證者。

兩岸都矚目的汶川地震，李鳴生〈震中在人心〉一文則展現了作家的社會責任感，他第一時間投入災區，以一個作家、軍人、家鄉人獨有的三重身份深入採訪，鉅細靡遺寫作救災、醫療乃至心理治療等複雜的抗災歷程，就天地不仁的災情，理性分析出人為的不當，絕對是相同類型報導中視野遼闊，論點多元的佳作。

較為特殊的、個人的議題，則是作家張雅文針對自身著作權官司側寫的〈生命的呐喊〉一文，一個連小學學歷都沒有的女作家，不會一句外語，獨闖俄羅斯、烏克蘭、歐洲、韓國與車臣，推出一部又一部頗具影響的國際題材作品，卻因為著作權契約爭議，使她的電視改編劇本鬧上法庭，令她心力交瘁，屢經生死磨難。這樣的報導題材，屬於見證類的報告，是台灣報導文學中較為罕見的。

綜觀魯迅文學獎的報導文學卷，以宏大敘事開展出令人震撼的篇章，充分證明了報告文學在中國大陸依舊有著優秀的作家隊伍，具有相對廣大的讀者市場，同時報告文學是走向成熟的文體。但誠如石興澤的分析，中國大陸的報告文學也存在三大隱憂：一是青年報告文學作家偏少；二是創作走向貪大求全、迷戀歷史、疏離民生的誤區；三是文體意識模糊下的藝術修養不足。放諸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目前這些憂喜參半的批評，應當都是關心文學與社會的人們頗有同感的見解。

台灣的報導文學長於書寫田野，也擅於在多元、自由與不同族群的議題調查與分析，我們新銳的作家如能從這本難得一見的作品集中，獲取更恢弘的選題能力，學習更鮮活的寫作筆調，相信台灣的報導文學界應當會有更多震撼人心的作品出現。

編案：加央西熱、朱曉軍、何建明的作品見《報導文學卷1》；王宏甲、李鳴生、張雅文的作品見《報導文學卷2》。

大地山水裡長出的文字 宇文正

常年在編輯檯上閱讀大量散文，也編選過年度散文選，拿到這一冊初排稿，首先看目錄，不免驚訝。初估這本書的厚度，設若是一本台灣的散文選，大約可選30-40篇左右，如果主編多選一些小品，那麼增加到50篇也很尋常，但這本書一共只得散文11篇，而且有些都還標明了是「節選」。會不會冗長得讀不下去呢？孰料一頁頁翻下來，竟不能釋手。

台灣散文精緻，這是我們的強項。但這兩年小清新、小確幸當道，會不會愈走愈精巧而失卻厚重的底蘊，我認為是散文寫作者該放在心上的。在近年台灣散文裡，我們往往讀到的是人，人的生活，人的情感，人的慾望，這是彌足珍貴的；而我讀這系列大陸作家的散文，讀到的是土地、歷史、時代與民族文化。

聽來似乎真的很沉重，然而畢竟是名家之手，篇幅長，主題大，文字卻一點也不拖沓，許多地方還讓人啞然失笑。

賈平凹寫〈老西安〉，把一個城市的靈魂寫得呼之欲出，與讀者睹面相見的，是從古代文明一路走來的西安，也是一個作家對孕育自己的土地濃稠的情感。老西安人被大上海人氣得無語，喃喃唸道：「外省人竟還有這樣看待西安的？！」令人莞爾。

李存葆的〈大河遺夢〉則以龐大篇幅寫黃河斷流，其憂懷，有文化之憂，環境之憂，更有對整個華夏文明的思索與反省，全文的磅礴之氣，如在呼喚黃河之水。素素的〈絕唱〉、〈永遠的關外〉，熊育群〈路上的祖先〉，無論寫遼西、寫長城，寫漢人的遷徙之路，都是大地之歌，中國文明之歌。

史鐵生的〈病隙隨筆〉極耐讀，一則一則自問自答，從生命是什麼？生命的意義？肉體、精神與靈魂……乃至於愛情、文學與藝術交互關係的種種辯證，深刻有味。比如他說到ＡＢＣ三角戀情，「一個猶豫的Ａ是美的，一個困惑的Ｂ是美的，一個隱忍的Ｃ是美的；所以是美的，因為這裡面有靈魂在徬徨，這徬徨看似比不上理智的決斷，但這徬徨卻通向著愛的遼闊……」肉身之病中的種種思索，卻照見心的遼闊。

我私心裡讀來特別投射情感的是南帆〈辛亥年的槍聲〉，寫福建閩侯人─林覺民。閩侯屬大福州市，我的祖籍林森縣，亦屬福州市，從小讀歷史，從未意識到原來林覺民是自己的同鄉，更不知道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裡竟然有這麼多自己的同鄉！林覺民住過的大宅院，後來住的屋主是謝冰心；林覺民有位遠房姪女－徐志摩愛慕的戀人林徽因……天啊，這篇文章給了我太多原鄉的線索！

最見散文功力的當屬韓少功〈山南水北〉，這文字從山南水北裡來，顯然吸收了天地精華，充滿奇思妙想，他說懷舊很貴，陽光很貴，葡萄憂鬱，梓樹很蠢……把種樹諸事寫得驚心動魄，真是奇文。

這是一卷從大地山水裡長出的文字！

 溫柔或荒涼的人事──讀《魯迅文學獎作品選──詩歌卷》陳義芝

不久前我寫了篇〈補修艾蕪文學這門課〉，強調兩岸隔絕導致斷裂的1930、40年代新文學史，亟待修補。我說：「修補斷層，需要一個世代的人加倍努力。」

解嚴前，無緣認識一些國共分治後留在中國大陸的作家作品，是時代阻絕，非個人因素，解嚴後呢？

日前呂正惠教授出示人間出版社即將付印的《魯迅文學獎作品選──詩歌卷》，我驚覺對這些作品的陌生，已沒有時代斷裂因素可抵賴，只能怪自己的囿限──喜愛讀詩，關切當代詩的發展，但閱讀層面竟未拓展。這不僅是我一人的問題，也是台灣的讀者及文學研究者普遍的狀況：眼光只放在台灣島內，不及於香港、對岸，更不要說世界華文圈了。讀《魯迅文學獎作品選──詩歌卷》，欣賞九位脫穎而出的詩人代表作，因而也是一次珍貴的當代文學補課。

以作家命名的文學獎，寓含有作家創作成就的形象高度。魯迅是中國新文學前期最傑出的作家，也是至今仍影響深遠的創造者、改革者。他的成就固然以小說及雜文為最，散文詩的奠基，也有高度評價。魯迅說過，「詩文也是人事」，「文藝家的話其實還是社會的話，他不過感覺靈敏，早感到早說出來」。關注社會現實課題，鎔鑄現代主義詩的表現手法，不出之以直白控訴，代之人情人性的場景，以對比完成一種弔詭的思省深度，是魯迅文學獎作品詩歌卷的收穫。

九位詩人各有風格，我特別舉兩位：一是林雪，一是雷平陽。

林雪〈來自塌陷區的第N個新聞〉，顯示災難隨處發生，「N個」有難以計數的意味。一個外地來的男子陷進一個坑洞：

4小時後，他從20多米深的地下重新出現

挖掘機挖走了埋沒他的泥沙。那是誰家的人啊

和我父親一樣的身高，與我的弟弟同齡

穿著我兒子喜歡穿的風衣款式。卻永遠不再回答
 

         敘事者以父親、弟弟、兒子等親人看待受難者，這是最切身的同情，看似最個人也是最深刻的悲憫。這個男子在詩中，穿了一件黑風衣，當他沒入坑洞，「風衣旋轉，裹緊。一朶巨大黑菊的活體花蕊」，成為最驚怵的意象。另一首〈在大風中追趕汽車的媽媽〉，刻繪未在站點停準的公車，使骨質疏鬆、心律不整的母親追出三十米外，敘事者看在眼裡，不捨在心裡，她不僅看見自己的母親受苦，也看見了在大風中奔跑的與自己母親一模一樣的其他女人。林雪的詩不去描述扁平、概念化的大愛，而能從個人密切相關的倫理、地理，彰顯出一種光輝，以〈我歌唱塵埃裡深積的人民〉為例，一首呼喚赫圖阿拉地名的詩，她借一個女人轉身，攪動起空氣，也攪動了歷史、禁制，從而召喚「塵埃裡深積的人民」。筆法新穎，想像力奇崛。

與林雪同樣具有創造想像跨度的是雷平陽，他將敘事元素提高到象徵層次，而又帶有寂靜冥想，既現實又神祕的特質。雷平陽的詩，粹鍊度極高：〈奔喪途中〉將靈魂、血緣、思念具象化成鐵絲上掛著的一件父親沒有收走的棉衣。〈末日〉凸顯「語言」的重要，一旦失去了原來的語言，世界就死了。〈在墳地上尋找故鄉〉痛惜村莊的變異，與祖靈說話那一筆十分深沉，巨大的滄桑之感分明有現實的關懷。〈火車開往暗處〉以沉重的列車，引我們思索生命過程裡的欲望、一些難以表述的躲在暗處的東西，以及虛空。〈窮人啃骨頭舞〉彷彿一篇寓言，石頭廣場即人間舞台，「拚命爭奪著一根骨頭」令人聯想到魯迅的〈復仇〉，所謂無血的大戳。〈荒城〉將原始渾樸的曠野與人文體制鍛接，產生奇幻的圖像、意想不到的新鮮思維。〈礦山屠狗記〉將死神的陰影化成視覺感官「翻著白眼，裂開紅嘴」，或聽覺感官「耳朶裡死神無止無休的朗讀」，最後扣回整首詩的是「另一個看不見的，更黑、更深的礦洞」。顯然是一位才華洋溢的詩人。

一個詩人只要具有感發興會的抒情能力，及塑造內容肌理的敘事工夫，其詩作就有境界。讀者從詩中能夠讀出一些人生事件，帶著知性，深入感性，追究生命的溫柔或荒涼，閱讀就有喜悅、就有回味。

魯迅文學獎作品不見得能代表中國極其多樣複雜的文學面相，但畢竟是經過激烈競爭、評選過的，作為黃金板塊的一部分，有助於我們縮小中國當代詩的搜索範圍，鎖定對象進行更深入的了解、研究。

我這篇短文只舉了兩位詩人的詩作，略做解讀。相信讀者細加賞閱全書，在風格比較中，一定能掌握更多人事意涵，領受更豐富的審美意趣。這不是只讀台灣當代詩可以體會到的。

                                       ‧2013.11.19台北翠山

    〈緩慢、悠長，世故而本真〉蘇敏逸

    本書所收錄的十篇小說有一些共同的特色：情節平鋪直敘，文字淺白質樸，穩穩當當，老老實實地說故事。由於作者都不刻意設計、安排任何炫奇或複雜的文學表現形式和技巧，因此敘述本身便成為最重要的事。當他們細細密密地將想說的故事娓娓道來，文字便呈現出一種緩慢、悠長的情調，也因此這部短篇小說集中的許多篇章，都達到中篇的長度。在這緩慢、悠長的情調中，開展出寬廣浩闊的時空感覺，而平凡百姓的生活情味和生命實感便在敘述過程中躍然紙上。

    這些小說大多有很具體的社會感覺，描寫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現象、城鄉差異、人口流動、人際關係及價值觀的改變等問題：例如王祥夫的〈上邊〉描寫人口外移後「上邊」山村的清冷寂寞，也寫出劉子瑞女人對兒子歸家的渴盼；孫惠芬的〈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描寫男人們進城上工，歇馬山莊僅剩女人後所產生的新的人際關係和生活形態；在魏微的〈大老鄭的女人〉中，大老鄭將妻兒留在鄉下，帶著幾個弟弟到小城鎮上尋求發展，並和一個半良半娼的女人同居，而這女人打理大老鄭一家兄弟的生活，如妻、如姐、如母、如傭工又如女主人，扮演所能扮演的一切角色，而她所掙的錢則寄回鄉下讓種田的丈夫蓋瓦房、付兒子的學費，這女人的故事可以說是沈從文〈丈夫〉的當代版；田耳的〈一個人張燈結彩〉透過一個幹練的基層警察老黃的察案過程鋪展社會底層的生活情狀和人情味；而范小青的〈時間簡史〉則由一個記帳本展開城鄉差異的描寫：主人公自清因藏書過多影響居家空間，在處理書籍的過程中誤將記帳本混雜在書籍中，捐贈給甘肅貧困地區的學童，記帳本輾轉流傳到王才的家，帳本中所記「香薰精油」這個城市的時髦用品竟激起王才帶著一家人勇闖城市的決心，最後王才成為自清的鄰居，他們窩居在城市狹窄的車庫中，以收舊貨為生，感到「到底還是城裡好，電扇都有得撿」，凸顯西部內陸的貧瘠窮困與城市生活習慣的虛華浪費。

    不以社會現象為主要內容的〈吉祥如意〉和〈放生羊〉則充滿濃厚的文化氛圍和抒情特質，前者以童稚的眼光描寫端午製作香包和上山採艾的習俗，後者以藏族喪妻老者溫柔憂傷的口吻，抒發對生命願望的虔誠祈禱。此外，還有諸多篇章涉及女性生命的書寫，〈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寫潘桃和李平生命狀態的差異，寫兩個女人之間既親密又競爭，既交揉又緊張的關係，也寫兩個女人各自與婆婆、姑婆婆的角力，展演女性柔韌又不乏破壞力的旺盛生命力，某些段落頗有王安憶女性書寫的特質。葛水平的〈喊山〉寫長期受虐的啞巴紅霞在丈夫死後，個體生命與情感的覺醒；潘向黎的〈白水青菜〉以飲食習慣來貫串外遇故事，充滿了具體的生活實感和中國飲食文化的深厚底蘊，而小說結尾妻子對丈夫的「懲罰」也表現女性堅實強悍的反擊力道。更為完整地書寫女性的堅強韌性的是喬葉的〈最慢的是活著〉，透過奶奶艱難坎坷的一生，描寫祖孫兩個「命硬」的女人從對立衝突到體貼理解的過程，從而開展女性生命經驗綿綿不絕的延續與傳承，體會到「生命將因此而更加簡約、博大、豐美、深邃和慈悲」。

    不論小說內容是對於社會現象的觀察、對於文化氛圍的描摹或對於女性生命的書寫，在面對艱難的生存現實和複雜的人際關係時，小說人物都不乏世故的眼光和手段，但在其中又時時流露出本真善良的情感和人性。〈大老鄭的女人〉中「女人」的來歷似乎一切都是謊言，但她對待大老鄭卻流露真心實意；〈一個人張燈結彩〉中的鋼渣為了替情人小于籌措替兒子治病的錢，犯下了搶劫殺人案，但他在落網時卻始終記得與情人在過年時重逢的約定，請求警察老黃代他赴約。世故而本真的人性與情感讓這些作品既真實又動人，在緩慢悠長的敘述語調中，艱難的現實也閃爍著溫暖與寬容的光芒。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些小說的敘述方式太傳統了，但毛姆說過，小說最重要的任務是說故事。看完這些小說後，我們可能可以藉此反思：小說一定要寫得複雜難懂嗎？

從現代社會重視實用與利益的觀點而言，以文學為對象的工作者是非常奇怪的人。在這一類別的人物裡面，文學評論者和研究者的角色，比起文學作品的生產者還更顯得怪異。文學作品的生產者，我們稱之為作家，起碼還是一個創造者，他創造了可供閱讀的作品；一個文學評論者卻只談論作品，而不事生產，這種人何以能夠存在呢？他對社會有什麼可能的貢獻嗎?

這個問題好像有兩個答案。一種說，文學可以改造人的心靈，所以文學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文學評論者作為工程師的助手或指導者，重要性自不待言。不過這是左派的看法，目前已不流行。另一種回答是，文學具有獨立的藝術價值，這一價值不因政治社會的變化而有任何改變，這種精神性的價值代表了人類心靈的最高創造。按照這一講法，從事相關工作的人當然是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其實，這兩種看法有其相通之處，因為都相信文學在人類精神上的作用絕對不容忽視。

我自己也是屬於這一工作範圍的末流，從業已超過四十年。剛開始受流行觀念的影響，認為自己的價值根本不用懷疑。可是，隨著工作經驗的累積，我越來越懷疑世俗的看法。其實，一般人也只是接受了前人的既有觀念，他們對此也未必深思熟慮過，說坦白話，他們對文學工作者恐怕是一邊尊敬、一邊懷疑，兩者兼而有之吧。就我自己而言，既然工作已經習慣，而且在大學教書又有了生活保障，何必自尋煩惱，費盡心思去論證自己的存在價值呢？

說實在的，這個問題所以會成為問題，是因為我們內部兩派的論爭而引起的。靈魂工程師派強調文學的社會影響，文學自主派強調文學的獨立價值。這樣的論爭其實自古就已存在，但自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以後，兩派的論爭趨於白熱化，彼此互相攻訐，彼此否定對方的價值，因此看起來，好像雙方都沒有價值了。

我跟本書的作者洪子誠教授交往好像有十年左右，他比我大九歲，是長輩。但他為人謙和，從不以長輩自居，所以我在他面前也就常常沒大沒小。我們彼此喜歡開玩笑，而爭論的焦點就是文學的本質問題。他是文學獨立派，我是工程師派，我們彼此嘲諷，而交情卻越來越深厚，這讓我的學生頗感奇怪。其實我認為，這種理論上的對立對別人而言可能是根本性的，但對我們兩人而言，似乎就變得不那麼重要。我沒有仔細考慮過我們兩人的觀點和我們兩人的交情的關係，因為我模糊的覺得，交情好像比觀點還重要。也許我們兩個都不是理論上的極端份子吧。

洪老師是一個生性嚴謹的人，不論教學，還是指導學生寫論文，都非常認真。他曾經幫我三個博士生寫過評審意見，我看了以後，大為嘆服，深深感覺到我作為一個博士導師，跟洪老師比起來，真是差得太遠了。洪老師退休後，心情稍微放鬆，寫起文章也比較不重視學術規範，這就是他最近幾年所寫的有關閱讀經驗的文章。作為學者，洪老師認為，論文不能有太多主觀成份，至少也要把主觀成份客觀化，所以他的論著比較不具個人感情色彩。相比之下，這些閱讀經驗的文章，就流露了較多個人生活的軌跡，反而有一種異彩，非常迷人。我讀這些文章的時候，突然領悟到，其實我們兩人都是真正的文學愛好者，我們的觀點讓我們對某些作家和作品的評價有了差距，但我們都不否定文學，我們心裡都承認文學有其不可或缺的價值，這大概就是我們可以談得來的原因吧。

我想先推薦大家讀〈「懷疑」的智慧和文體：契訶夫〉這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裡，洪老師談到了他年輕的時候如何喜歡上契訶夫這個作家，同時他也知道，他對契訶夫的喜愛和當時共產黨對契訶夫的推崇方式並不合拍。那時，他只能按照官方標準選講契訶夫，而把他真正喜歡的契訶夫隱藏起來。他讀了很多契訶夫的作品，也讀了很多契訶夫的評論，其實已經可以算是契訶夫專家了。七、八年前，他參加了一篇博士論文的答辯，對其中某些看法，憑著自己以前的閱讀經驗，說出自己不同的印象。事後，為了印證自己的印象是否正確，他又一次重讀了契訶夫。這樣，他不但再度肯定自己的印象，同時也承認學生的看法並非全無道理。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看到洪老師嚴謹的為學風格，他幾乎把他能看到的契訶夫作品及相關評論都讀了，而且還不只讀一遍，而契訶夫並不是他的專業。但我最佩服的是，他先是知道左派如何評價契訶夫，這種評價和他的喜愛又是如何不同；在新時期以後，年輕的博士生以另一種角度評價契訶夫，他雖然也不很認同，但再度閱讀以後，還是覺得學生未必沒有道理。我覺得這篇文章充分證明了，生活的複雜性和偉大作家的複雜性是同時並存的，不同時代、不同生長背景、不同年齡層的人都可以喜歡契訶夫，只是喜歡的方式不一樣而已。這不證明了偉大文學作品的永恆價值嗎？但這也同時證明，對這個永恆價值的看法，也是可以存在差異的。這不同時證明文學的獨立性和文學的社會性是可以同時存在的嗎？我們又何必在兩者之間強分軒輊呢？在感人的具體作品之前，理論問題好像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對洪老師而言，契訶夫在他心中好像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說：

在契訶夫留給我們的遺產中，值得關注的是一種適度的、溫和的「懷疑的智慧」：懷疑他打算首肯、打算揭露、批判的對象，但也從對象那裡受到啟示，而懷疑這種「懷疑」和「懷疑者」自身。這種「懷疑」並不是簡單的對立、否定，因而不可能採取激烈的形態。它不是指向一種終結性的論述，給出明確答案，規定某堅硬的情感、思維路線。

接下去的文字也都很精彩，我就不再引述了，請讀者自己閱讀。我在讀這段文字的時候，就彷彿在進入洪老師的心靈世界，我能夠理解他為什麼這麼喜歡契訶夫，因為契訶夫的作品完全契合他對生活世界的看法，以及他的處世態度。契訶夫的藝術世界，成了洪老師生命的支點，他為自己的存在找到最雄厚的基礎。

洪老師的另一篇文章〈一部小說的延伸閱讀：日瓦戈醫生〉，也讓我感到又驚訝、又佩服。《日瓦戈醫生》是西方非常推崇的小說，西方以此證明蘇聯的美學判斷是多麼政治化，多麼扼殺了文學的純藝術價值。我根本沒想到，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洪老師，會對這本書展開細緻的閱讀與複雜的反思。對這篇文章的總總優點，我不可能講得比李雲雷更深入，下面就直接引述他的描述：

在這裡，值得關注的不僅是您在不同時期認識的變化，更值得關注的是在這些變奏中不變的因素。我想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對「革命」的理解與態度的主題；二、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歷史中的價值與作用的思考；三、對文學的「獨立性」或「非政治化」的關注；四、對當代中國精神語境變化的自覺，以及將之與作品相聯加以考察的思考方式。在這裡，我們可以大體辨識出您的自我認同及問題意識，即您更認同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定位」，更強調文學（相對於政治）的「獨立性」傳統，但這一認同卻又是開放的、複雜的、「相對化」的，有著曖昧的邊界與微妙的變化。在這篇文章中，您以核心問題的關切為中心，在漸次遞進中呈現出了問題的不同層次與不同側面。

從左派的觀點來說（李雲雷和我都算左派），洪老師的論述無疑的為閱讀經驗的歷史特殊性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歷史唯物論”式的解析，讓我們完全首肯。這同時也說明了，洪老師完全不是一般意義上自由主義者。

洪老師對歷史的宏大敘事保持極大的警惕性，認為它壓抑了個體經驗的“小歷史”的價值，粗糙的左派評論家確實常犯這種毛病。不過，自由主義其實也是一種有關歷史發展的宏大敘事，同樣也會忽略不合此一標準的其他小歷史。我們應該說，洪老師對於這種自由主義也是非常警惕的。

這樣，會不會掉入一種歷史主義的相對化之中，從而形成無是無非的多元主義呢？我不知道洪老師會不會有這種擔心，但我認為洪老師的“閱讀史”恰恰相反，由此肯定了一種獨特的人生態度和美學態度。在這方面，吳曉東也講得很好，我也想引述他的話：

我從您的新著《我的閱讀史》中其實也可以感受到您對文學的某種信心。這種信心既來自您對歷史的洞察，也來自於您的個人的生活經驗，但我也多少感覺到文學對您也是信仰之類的存在。而對我來說，文學研究的動力也應該說是基於某種對「文學」的與您相類似的「信仰」。對我這種不信神的人來說，如果想信點什麼，那可能就是文學了。

文學成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份，其價值已經和信仰相近，我前面說，契訶夫已經進入了洪老師的心靈，構成他心靈中的有機成份，其實也就是這個意思。

洪老師知道，我並不很喜歡契訶夫。我最欣賞的西方小說家是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這是標準左派的評價，但我喜愛的原因倒也未必是因為他們兩人的作品合乎左派的理論。最近十多年來，我更喜歡中國的詩人陶淵明、杜甫和蘇軾，我也很喜歡《論語》和《莊子》這兩本書，我越來越覺得中國的智慧遠超過西方。但這也只是我近二十年尋求精神寄託的一種結論，以前我也許更喜歡西方。這也就是說，對生命的追求，常常伴隨著對文學的追求；反過來說，當我們真正喜歡某種文學，其實也就是我們對生命已經有了特定的看法。文學的品味可能隨著時代而轉變，個人對文學的喜愛，也必然千差萬別，但是，每個人如果真心實意的尋找自我生命的價值，常常就需要某些特定的文學作品來作為這種價值的依託，這一點應該大家都是一樣的。不然，我們無法解釋，為什麼人類文明開始發展以來，這種貎似無用的文學一直沒有間斷過。

就此而論，雖然洪老師喜愛的文學和我的未必一致，但我們仍然有相同之處，我們都把我們的人生體驗和某種偉大的藝術世界結合在一起，從而為我們的生命找到一種寄託。這就是文學和藝術的偉大之處，這是我們共同肯定的東西。有了這種肯定，其他差異就顯得不怎麼重要了。

從學術上來講，洪老師是大陸重要的當代文學研究者，他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已經成了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必備參考書。這本書已翻譯成英文和日文，還即將翻譯成韓文和俄文。但是我覺得，如果要更深入了解洪老師的研究，特別是他深厚的文學素養，以及他那種充滿懷疑精神的思考模式，那就絕對不能錯過目前這本書。

                                     2015、1、15

《一個台灣住民的經歷》出版於2010年5月，初印1000冊，沒想到兩年之間就賣完了，而且不斷有人要訂書。我們沒有立即再印，因為這本書是趕出來的，校對次數不足，最重要的是，定稿並未經過阿能審訂。

為了讓修訂版更為完美，更具有權威性，最後我找了我在淡江大學的博士生陳惠玲小姐，把初版的文字逐句、逐段的唸給阿能聽，看看阿能有什麼意見。以這種方式，阿能對全書進行了審訂，修改了一些地方，而惠玲也在工作過程中改正了不少錯字。排出校正版後，惠玲又仔細校過一次。她為這個修訂版花費不少工夫，真是感謝她了。

我自己也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有些文字又稍微改了一下。重讀一次的時候，我再次受到感動，這不只是一個特殊的原住民的歷史，也是戰後整個原住民在社會轉型期所經歷的坎坷的命運。我仍然像上一次一樣，深深覺得，這是一本兼具文學價值和歷史價值的書。

                                   呂正惠     2014、4、27

        四十多年前，紅衛兵退出中國“文革”舞臺，都市中學生絕大部分都被動員上山下鄉，去窮鄉僻壤摸爬滾打，接觸土地、農民、社會底層傳統。我是他們中的一員。沒想到的是，三十多年後因緣再續，我避開都市的諸多應酬和會議，與妻子回到當年務農之地，蓋了一個房子，在那裏種菜植樹，抗旱排澇，晴耕雨讀，一晃又是十五個年頭。

準確地說，是十五個半年——因每年秋收後我們都返城越冬，處理若干家務和業務，也讓自己能保持左看城右看鄉的不同視角。

        與都市不同，鄉村景觀要恆定得多，其山脊綫和溪流聲越過千年甚至萬年，幾無時間痕迹。于是這裏的明月、野渡、鮮花、飛鳥、竹籬、樵夫等，早已成爲文學中的陳詞濫調，小資筆下的心靈脂粉和美文味精，與在地居民却沒有太大關係。一些令雅士們驚艶的紅葉，其實是脫水或失溫的表徵，想必是樹木備受折磨之證，不一定值得贊美。一些時尚女士所賞玩的流螢，其實意味著蟲害迫近，把菜園、瓜園、果園送入危機時刻，足以讓某個農夫焦灼。作爲現代生産力的龐然怪物，一條水泥公路割去了往日的馬幫和獨木橋，常被旅游者覺得大煞風景，但由此帶來的物流暢通，包括鋼材、水泥、塑料、玻璃、電器的進村入戶，倒可能讓山民們歡天喜地。

        由此看來，鄉村不僅僅是風景畫，不僅僅有浪漫主義消費的保留節目，還有自然中的人。這些人五花八門，其各不相同的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其生老病死、喜怒哀樂、沉浮福禍的平凡故事，同樣是自然的一部分。這些人不是隱居兩年的梭羅，更不是咬咬牙狠狠心待上三兩周的仿梭羅，而是在這裏搭上一輩子，因此他們的形迹構成了對自然更直接、更深入、更可靠、更活化、更具有歷史感和生命感的詮釋，不斷潜入人類骨血中深藏不露的文明基因。若離開了他們，目光越過了他們，任何人筆下的自然都有幾分可疑，也許不過是盆景的放大，恒溫花房的延展，幾首田園詩的現場模擬再現，甚至是霸權者施展文化劫持和生態剝削的僞自然——恰恰表現了他們對自然的誤解。當事人無論如何激動或深情，與這一片天地的真相其實仍相去甚遠。

        2013年冬，我應邀在臺灣講學一月，有機會游歷這裏的美麗山河，有機會與不少農民、志工、有關專家交流鄉村建設的經驗，交流某種走近自然的體會。

感謝人間出版社的熱情相約，這一本《山南水北》增修版能在臺灣面世，算是我與這些朋友交流的繼續。

                                                                                        2014年3月

第一次見到陳明忠先生，就被他的「蹣跚」吸引。拖著被當年酷刑毀掉的膝蓋，他走得吃力卻堅定，身無所求、心無旁騖的堅定，這堅定從什麼歷史經驗中來？得知要做回憶錄，我就「自告奮勇」了。

2011年6-9月之間，我有時和呂正惠老師，有時和福裕大哥、博洲大哥一起，對陳先生還有他的太太馮守娥老師，做了大約十九次訪談。呂老師主持整個工作，我做了整理和初步的編輯工作，交與陳先生往復修訂，呂老師再做進一步的編排校訂，同時請福裕大哥、傑哥增補。最後由夏潮聯合會的李中和人間出版社的鈺淩做統合出版。

總之，《無悔──陳明忠回憶錄》是台灣統左陣營的一個集體工作，我有幸參與其中，要感謝陳先生、呂老師和大家的信任。對我，這也是一個不平靜的學習過程，帶著我的「大陸背景」，我試著從統左派的血脈和現實，來理解台灣、思考我們欲求共同進步的未來。

「我的回憶有意義嗎？」訪談中，陳先生好幾次這樣問。他難得「猶疑」，但這「猶疑」不需回答。他的一生，無論作為台灣百年離亂的見證，還是紅色理想在戰後東亞的一種艱困實踐，其可貴價值，一讀便知。

「有意義嗎？」這問號只是讓我再度感受他的壯心不已：他的回憶，不是八十歲老人的悠然抒懷，而依然是面對現實的鬥爭。

陳明忠先生，大家叫他「陳桑」（以日語發音），這是一個包含著親切關係的尊稱。1987年以保外就醫出獄後，他很快成為統左派各路人馬的核心和紐帶，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夏潮聯合會、工黨、勞動黨、原住民部落工作隊的先後成立，他都是個關鍵人物。這二十餘年的活動，在這本回憶錄裡，他講得不多，但這二十餘年活動的根本與精神，念茲在茲，都貫注在他對早年經歷的敘述裡。

一 雨豆樹下的小孩

陳桑1929年出生於高雄岡山的小村落五甲尾。戰後改名「嘉興里」（大高雄改制後，又改名嘉興區）。2011年夏天我去尋訪時，問路「五甲尾」，年輕人多已不知。建於1920年的小學還在原址，教導主任說，日據時代唯一留下的，是操場邊那株綠蔭如傘的雨豆樹。

「整個五甲尾我還認得的，就那株雨豆樹了。」

  當年他和同學在雨豆樹下練習相撲，他們「五甲尾分校」得了岡山地區小學比賽的第一名。因為不少孩子是1937年戰爭爆發後推行「皇民化運動」，才強制入學的，五年級生十八、九歲的都有，跟別的學校十二、三歲的孩子比，「當然第一」。此時日語的推行也從學校延伸到村落，鄉村生活因此多了不少笑話。班上同学用日语请假「我家猪的媽媽發神經了，我要去找猪的哥哥给牠打」（猪母發情了，我要去牽猪哥來交配），把日本老師聽得目瞪口呆；電影公司來村裡拍片，宣傳「國語運動的成果」，老農緊張到指著“腦袋（あだま）」說「睾丸(ぎんだま)」；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村民被組織壯丁團操練，用「碗筷碗筷」代替「左右左右」的口令……这些笑話都極其生動，無論當年總督府宣揚的模範村，還是贊助台灣獨立論述、貌似學術化的「日據時代日語的普及是台灣形成共同體意識的基礎」，都得在笑聲中遁形。同時，陳桑回憶農民所受的壓榨，學校裡的軍事化訓練、以及隨時準備當炮灰的恐懼，來反駁李登輝對殖民統治的美化，「李登輝大概是個很特殊的台灣人吧。」

陳桑自己出身地主家庭，父親是接受殖民教育的順民，還因為戰爭的機會，開設牛奶牧場和榻榻米工廠，與日本人做生意。戰爭來了，一般鄉下人吃不起白米吃番薯簽的時候，他家的飲食變化，是從吃海魚改吃「有泥土味「的河魚──因為漁船被軍隊徵用了。以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日本人」的小學生陳明忠，考上高雄中學，受日本學生的欺負，才知道自己是「清國奴」，不是「日本人」。

陸續出版和將出版的老政治犯回憶錄中，有部同樣以真率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賴丁旺回憶錄〉。賴丁旺和陳桑相差一歲，生在台南楠西村，作為貧家子弟，他更細緻地了講述了日據後期農民生活的困苦程度，譬如即使是麻袋片做的衣服，一家四個孩子也只有兩個有得穿；還有習武結社的鄉村習俗的起起落落，比如「宋江陣」與地方勢力、日本人的關係。頗可與陳桑的回憶對照。

1920年代生發的台灣新文學，以殖民地現實揭露與文化啟蒙為職志，鄉村社會是主要題材，1930年代中期殖民政府越來越嚴厲的鎮壓和管制，讓新文學的生存空間日益逼仄。盧溝橋事變後，陳桑喜歡讀的楊逵、呂赫若、張文環等人的小說，即便仍以鄉村故事寄寓對殖民地問題的思考，都難以正面處理鄉村的民族與階級衝突（除了楊逵寫於1938年的〈模範村〉）。就此而言，陳桑和賴丁旺的回憶錄，正是瞭解皇民化時期的鄉村實景的可貴材料。

陳桑和賴丁旺的回憶都提到了他們的村莊之「偏遠」，賴丁旺的楠西村近山，不若台南市區以及海邊或平原上的村莊，有地利有交易。陳桑自覺殖民記憶的「城鄉差異和階級差異」，那是否只有城市或經濟較好的鄉村，以及地主階層，才會對殖民時代有好感呢？

以檔案史料、文學作品和口述回憶搭建一個多層次的途徑，可以瞭解的是：日本殖民台灣三十年前後，水利、發電設施的修建，農地產出的提高，讓一般人在資源掠奪式的殖民地經濟發展中，仍能維持生活；小學教育普及率在日據後期達到8-14歲兒童70%就學，高等教育方面，有條件讀書的台灣人被限制有刺激不穩思想之虞的文法學科，卻頗有機會入農林醫各類專門學校，習得一技之長。如此，生產力的提高、導向明確的殖民教育，配合嚴密的員警制度，得以維持所謂社會秩序的良好。這大概是陳桑的上一代人中，不只是陳桑的父親這樣的地主階層，會對「日本時代」抱有好感的原因。這也意味著一種滲透於日常生活的殖民意識形態的建立。1937年後戰爭逐漸破壞了生產和生活，但意識形態的鬆動要複雜得多。

陳桑在高雄中學被日本同學欺負，由歧視喚醒民族意識，這是殖民地人，特別是受教育者覺醒的常見形式。他曾請求父親給自己轉學到台南二中（以台灣子弟為主的中學，「總督府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學校」，1945年改名「台灣省立台南第一中學」），如果在那裡，陳桑自問，是不是他也會成為一個「讀書就好」的順民呢？

階級是事實，階級立場卻是主觀能動性。如果不是日後「背叛了自己的階級」，陳桑的雨豆樹，大概難以這樣得見殖民地生活的城鄉差異和階級差異。

1949年後國民政府通過土地改革、白色恐怖和情治體系，以及以儒家為底的道德倫理規訓，完成一套新的意識形態管控，卻與日據時代的殖民意識形態具有本質的連貫性。正如「清理奴化思想」，取而代之的是「人人腦中有個警備總署」。之後反體制運動和解嚴，也不曾動搖從日據時代確立的「知禮守法」和現代化價值。或也因此，雖然如今以美化殖民經驗來建構「我族」的認同政治，不那麼有效了，卻不妨礙它以「多元文化」的名義，轉為從官方到民間通吃的溫情懷舊，或曰「殖民地鄉愁」，如大熱的《海角七號》裡的日台之戀，如建成文物景點的金瓜石日本員工宿舍；也不妨礙國民黨一樣鄭重紀念烏山頭水庫和八田與一，不妨礙文化界熱衷「跳舞時代」各種「現代化初體驗」。

從學界的戴國煇、許介麟到陳桑，都曾用了各種資料和譬喻來破解殖民現代化建設的神話，「小偷為了偷東西帶了梯子來，離開時帶不走，我們就該感謝他帶來梯子嗎」。但人們似乎並不在意小偷的正義與否，而是這個梯子仍然符合當下的審美。而對許多年輕人來說，日本殖民、國共內戰、兩岸分斷……或者沒那麼要緊關心，或者「尊重多元記憶」就好了。如果這是一種普遍的怠惰，那麼沿著殖民史觀批判，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推進殖民意識形態的反思。我想陳桑可以略寬心的是，也有許多為社會變革投身鄉鎮、社區等具體實踐的年輕人，「藍綠」魔咒不能再捆綁他們，則殖民地經驗也得以更清醒、有歷史感地對待。

幾次訪談之間，得知我去了五甲尾，陳桑在一個信封上默了一首詩給我看：

ふるさとは遠きにありて思ふもの

そして悲しくうたふもの

（所謂故鄉，是唱著悲傷的歌、從遠方想念的地方……）

「家沒了，地沒了，母親走了……小時候的同學，這些年也一個個都走掉了。十幾歲就離開家，故鄉就一直是遠遠想著才有。回去，什麼都沒有。但五甲尾是這輩子最無憂無慮的時候。」回憶即便有著強烈的現實戰鬥指向，它仍是個感性的力氣活，不時讓他陷入唏噓激動。他也從不回避他身上的日本印記，他記得許多日語詩與歌謠，坦言日本「二二六」士兵和台中農學院的日本老師對他的影響；日語，更是他日後閱讀馬克思理論、獲得中國大陸資訊的重要管道。

這樣一種既有立場又坦然開放的殖民時代回憶，對於大陸理解台灣的殖民地經驗和兩岸文化差異，當大有幫助。大陸人多有「台灣人有日本情結」的印象──熱衷於報導台灣政黨鬥爭的媒體與有功焉──也同樣難於瞭解這一經驗的複雜性。想到這裡，如果陳桑和賴丁旺的回憶能拍成電影，不會遜於《稻草人》或《海角七號》的有趣有味，一定會引發兩岸，特別是年輕人瞭解的興趣吧。

二、坐牢算什麼

2013年底，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落成了一個「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紀念碑銘文寫著：「1949年前後，我軍按照中央關於解放台灣的決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幹部入台，被國民黨當局公審處決1100餘人。」這是大陸官方第一次公開這段歷史。有雜誌報導：這是國共雙方綿延三十年的角力過程中，鮮有的中共在「隱蔽的戰線」上遭遇的沉痛挫敗，也陰差陽錯地開啟了島內的一段「慘史」。

「慘史」指的台灣1950年代白色恐怖。它當然不是「陰差陽錯」被開啟。「白色恐怖」於大陸人，還不如被藍綠政治捆綁的「二二八」來得熟悉。陳桑說，去大陸，曾有人問他，你是藍的還是綠的？他說：我是紅的。聽者嚇了一跳。

從黨外運動到民進黨執政，「二二八」是用以控訴威權體制的武器；「白色恐怖「雖影響更深，但反共、匪諜的干係，讓它作為禁忌更難打破，而對彼時運動分化、通過了台獨綱領的民進黨來說，不分省籍的受難也無利「國殤」建構。「白色恐怖」遲至1990年代才因六張犁公墓進入公眾視野，並不奇怪。「夏潮聯合會」、「中國統一聯盟」等成立後，統左有了組織，也有意識地以報告文學、口述史、紀錄片等文化形式，以推開白色恐怖和冷戰的鐵幕，爭奪戰後歷史的論述權。（其實1980年代中期陳映真和藍博洲的作品都已開啟了這一工作。）

近年來形勢悄然變化，隨著兩岸經貿、文化交流的日益開放，政治打「省籍」牌已不是萬靈藥，民進黨也開始「看見」白色恐怖。而陳桑的回憶，一方面以「二二八台獨起源論」為對手，另一方面，我覺得更有意味的是，他的親歷帶出了「人民」的視角：從日據時代的抵抗，到「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是台灣人民反抗奴役、專制與腐敗的連續歷史。

1「敢反抗日本人的，就敢反抗國民黨」

「從高雄到台中讀書以後，最讓我吃驚的是，街上十字樓口旁常有20-30個年輕人，圍著圈彈風琴一起學『國歌』……深深感覺在思想上我真的比那些人落後太多。二年後二二八事件發生，我在『二二八最後一役』之地的埔裡看到了當年教唱國歌、教學國語的那些人圍在謝雪紅旁邊，聽謝雪紅指揮的情形。三年後白色恐怖肅殺全面展開，我更在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裡，看到了那些人從容就義的最後一幕，也就是，由於二二八事件而拋棄『白色祖國』，走向『紅色祖國』的那批愛祖國愛人民的熱血青年的下場。」

「敢反抗日本人的，就敢反抗國民黨。」

陳桑和賴丁旺的講述裡，時時可以感受到一種屬於移民鄉村社會傳統的草莽氣息。賴丁旺回憶，光復後，楠西和附近的村子迅速恢復了曾被日本人禁止的「宋江陣」，人們結社練武，交朋友，行俠仗義，「心裡很暢快」。陳桑雖然已經是讀農學院的「讀書人」，從幼年時就表現出來的機敏好勇，在這個才從日本軍隊的暴力和謊言中走出來的青年身上，更顯旺盛。「會武功」的祖父和反抗日本人的「土匪」姑婆，似乎把反骨都隔代傳給了他。

從憑著血氣參加「二二八」，到「認識到國民黨的腐敗不代表中國」、「為了建設一個公平、平等的新中國」秘密入黨，陳桑踏上紅色理想的不悔路。

1950年代白色恐怖，中共地下黨的「潛伏在台灣」是大肆抓捕的由頭；朝鮮戰爭爆發、冷戰格局下得到美國的庇護，是大肆殺戮的背景。國民黨檔案資料中，被捕叛變的「中共台灣省地下工作委員會「領導人蔡孝乾供認，當時發展的台籍地下黨員900多人，大陸來的人數不明確，但一共被抓的黨員約1300多人。而據台灣多年來官方公佈或民間調查（至今爭議）的數字，被抓的人達到9萬（或說13-15萬），被處死的約9000人（或說1萬）左右。退守台灣的國民黨再度「清共」，抓捕殺戮至於瘋狂──獅子的凶心裡都有兔子的怯弱，陳桑說，「他（國民黨）是太害怕了。」

對死難者，許多人是通過陳映真、藍博洲等人的小說如〈鈴鐺花〉、〈山路〉、〈趙南棟〉，《幌馬車之歌》，或者電影《悲情城市》得以瞭解的。那些為理想拋家捨子、義無反顧，甚至拒絕「感訓」從容赴死的革命者，從幾十年的壓抑歷史中浮出，其震撼和動人，可想而知。

陳桑說，「判死刑的人，許多人是像陳映真小說寫的，視死如歸。他們選擇了共產主義，知道是掉腦袋的事。但那時候，共產黨在台灣的力量薄弱，為了壯大，採取了比較寬的路線，凡是反對國民黨的，都爭取進來。所以有許多年輕人，有左傾或者同情共產黨的，還談不上對共產主義有多少認識，或多深的信仰。所以，在獄中，面對死亡的命運，不好受。」他停下來，「心有不甘啊。」

陳桑自己在誤以為被叫出去槍斃時（實際是轉移），走在獄中過道上，天靈蓋突突地跳，「才知道人的腦袋上面還有動脈」。

也因此，無論外省人張伯哲對周圍人的關懷撫慰、上刑場時的平靜從容，羅東鎮青年馮錦輝與難友告別時溫暖如常的手，還是那些心有不甘者的痛苦，都成為陳桑一生的精神印記。回憶獄中生活的時候，陳桑的講述常常急促而跳躍，提到一個個人名，一個個故事，如斷簡殘編卻驚心動魄。許多人如武俠小說人物一樣來無影去無蹤，他所固執的，是想要為他看到的每一個生命的瞬間光華留下記錄。

再之後，他歎息復沉默，要講的是：「慷慨就義易，活下來難。」

第一次坐牢的十年，一方面，他看了太多逃亡、發神經、成為告密者的悲劇，一方面，他見證了許多被牽連或無辜被抓的台灣人，原不知共產主義為何物，卻在獄中走向「紅色祖國」。那些喊著口號赴死的人震動他們，「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麼？」對這些人，名「新生訓導總隊」的綠島，的確是他們的新生之地、他們的「學校」。所以出獄後往來，他們互稱：「老同學」。

有知識的教沒上過學的，英語，代數，幾何，什麼都教。外省人教福佬人和客家人國語。思想上的學習則冒著風險，他們利用監獄「政治學習」課上的教材：投降的共產黨理論家葉青寫的《毛澤東思想批判》，「大段大段引用毛澤東的話」，簡直有「為匪宣傳」之嫌。他們略其批判而讀。有人甚至偷偷抄下來藏在牢房裡，幾十個人因此被安上「暴動」的名字槍斃。但仍有人冒生命危險做小抄，藏匿在廁所便池下的水泥地裡。伴隨這樣饑渴的學習熱情，還產生了「極左」和「修正主義」的派系。「極左派」攻擊較為知識份子型的，開展各種形式的獄中反抗，譬如多盛飯然後倒廁所裡，來消耗敵人的糧食，譬如用做「狗仔」（奸細）的方式「打入敵人內部」，等等。回憶牢房裡的「鬥爭」，陳桑歎惋：「極左」雖有熱情，但徒勞而已，甚至白白犧牲。「什麼都反抗」讓一整個牢房的難友受罰。十年間，母親路迢迢地來綠島兩次都不得接見，從此黯然不再來。有次，為了讓一個難友扮「狗仔」「打入敵人內部」，他們選出叫石滄柏的來做「被打報告的人」，結果石被隨之而來的審訊逼得「發了神經」。「是很勇敢啦！」陳桑不願對難友們批評，在那樣殘酷的處境中，反抗即使荒謬，也是種光亮。

2「共匪」的信息

「老同學」多未親炙過大陸，在獄中，除了共匪毛澤東的思想，還有共匪的戰俘，帶來「紅色祖國」的資訊。

1952年10月，國民黨襲擊莆田的南日島，俘虜八百多名解放軍，軍官全被處死，士兵被送到綠島，編入「第三大隊」，成了與台灣政治犯一起上訓導課的同學。陳桑印象深刻：他們很多人沒上過學，卻能認字，是在部隊學的；他們的軍官都死了，但在綠島，他們竟然摸清碉堡、機關槍的位置，策劃了搶奪補給船、逃回大陸或者上山打遊擊的「暴動」。颱風拖延了補給船，暴動失敗。曾經幫他們送報紙「國際版」的「老同學」也受到牽連，陳桑在內的一批「不老實」的政治犯趁機被整肅，與南日島戰俘一起押赴台北的軍法處。

時逢七月一日，「反正要死了」，南日島戰俘與台灣政治犯一起唱起了「五星紅旗的國歌」。

南日島俘虜最後都被槍決了。台灣政治犯們，因為其中一人的父親賣掉醫院的奔走營救，再次得免一死。「南日島的俘虜，大陸可能到現在都不知道他們的事情。」

考古學家張光直1949年也曾入獄一年，他的自述《番薯人的故事》裡，記錄了與金門戰俘的兩次相遇。一段是在情報處監獄時，十來個解放軍戰俘，被允許與單獨關押的團長見面，一坐下來，他們討論的是「這一仗怎麼打輸的」，如同開戰後檢討會，連監獄的所長也在一旁聽得津津有味。另一段更有意思，是送到內湖「感訓」後，聽到一個國民黨教官對金門戰俘的「指導課」：

教：（穿軍裝，二十出頭，可能已在軍校畢業）「你在這裡與原來的部隊有什麼不同？」

俘：（穿俘虜裝，二十上下。剃光頭，華北農村中的典型老實人的樣子）：「不一樣！就像我走出走進營部的時候，還要給衛兵敬禮。看見了個官，又要敬禮。」

教：「這是非常重要的『禮』。軍隊裡沒有禮貌就沒有秩序。給衛兵敬禮是尊敬他的守衛的職務；給官長敬禮是尊敬他比我高的階級。這是從三千年前孔子的時候就傳下來的。」

俘：「我們那邊不敬禮，也照樣有秩序。看誰輪到站崗，點一個頭；我們沒有階級，照樣也有發命令的，有把命令接過來照做的。」

這特殊環境下兩岸接觸的吉光片羽，讓人聽來五味雜陳。1950年代的中國共產黨軍隊，透露如此清新昂揚的面貌。它不只是以暴力打破了舊世界。部隊是學校，除了識字，他們在具體的戰鬥中認識和實踐平等、秩序的新含義。這本是革命是的精神所在，也是建國後百廢待興的基礎。相應1950年代的台灣，如內湖的小軍官所言，偷渡於「三千年前孔子的時候就傳下來的」仁義禮智信中的等級與規訓，正在重新整合台灣的移民傳統和殖民地經驗，形成三十餘年戒嚴的基礎。那是高度有效的管控、是思想喑啞、消失了「左眼」的時代。但在獄中，疑似的共匪經過「訓導」，成了真正的共匪，恐怕是當政者怎麼也想不到的。

張光直在北京度過童年，日本佔領北京時，上學路上可見城外常常被八路軍扒開的鐵路；報攤上可買到偷運來的「解放區」的任何報刊。到台灣後就讀建國中學，又受到國文老師──大陸來的地下黨羅鐵鷹的影響，以左傾學生入獄。一年後張光直終於被父親張我軍輾轉保釋出獄，即報考台大考古人類學，走上研究「器物與古人」的學問之路。比他大兩歲的陳桑則繼續他的暗夜行路。白色恐怖施加於他們的，在未來，還要讓他們殊途同歸：在民族情感與社會主義信仰的問題上。

總之，在綠島這所學校，從鬼門關走過一遭的人們成了「老同學」，完成了社會主義的啟蒙，奠定了對「紅色祖國」的嚮往。獄中學習資源局限，也無從實踐。無需回避：作為台灣左翼思想的殘存繼承，這一血脈先天不足。但他們所走過的是煉獄，有逃亡，有瘋狂，有為「激進還是修正」勢不兩立，也有相濡以沫、拼死衛護的情誼。陳桑說，獄中每天24小時相對，彼此全無遮掩，相互太瞭解了。所以「老同學」的信仰中有無從撼動的情感。1988年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成立後，是以成為台灣統派最堅定的母體。

3土地改革與白色恐怖

2010年我跟隨藍博洲去苗栗探訪當年地下黨最後逃亡的山區。陳映真曾以此寫下報告文學〈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1992）：客家青年曾梅蘭苦苦尋找1950年代以「二條一」處死的哥哥的屍骨，終於讓六張犁公墓與白色恐怖浮出淹埋的歷史。陳映真隨之探尋1950年代撲殺的左翼青年中「覺醒的農民」，為何農民中之最「誠懇、正直」的會投身革命，且「一旦覺醒，英勇異常」──這是土地改革幾十年後，當代人難以理解的。作家朱天心則以出獄的親人為原型寫下小說〈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地主出身而試圖解放自己的佃農的「寶將」，在小說中，只是一種因青春血氣導致的誤會，一場龍宮歸來猛然驚醒的悲情。

陳映真的報告文學，每讀之如文中所言：「即使嚎啕失聲，也不為失態」。但我們必得從這一情感重擊稍微抽離，來面對異議：那並不遙遠的歷史，卻已經要問「誰的記憶算數」。陳映真的敘述脈絡裡，台灣人的紅色理想在光復前後有其階級矛盾的土壤，也有短暫而具體的實踐。而朱天心對土改前鄉村社會的描寫，無疑更符合當代人的感覺：地主和佃農在各就其位的鄉村秩序中，大可能溫情脈脈。（這一想像分歧，與大陸社會近年來對土改歷史的翻案和爭議，頗有一比。）地主的良善與否自然可有別，但地主與佃農土地、生產關係上的根本衝突，卻不取決於地主的品格。朱天心在小說中盡其可能地對「寶將」和他的革命理想做同情與瞭解，已是人道主義話語面對歷史所能達到的進步。

在苗栗，望著茂密山林和幽谷，藍博洲說，1949年開始的土地改革，使得逃亡的地下黨漸漸不易得到農民的支持了。

當年在苗栗山區逃亡的蕭道應等人試圖「重建」省工委，他對同志說：國民黨土改可能讓我們失去農民的支持，但我們還是要鼓勵他們去減租、分土地。

「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源遠流長，１920年代台灣農民組合運動不曾做到，日據後期覺醒的地主子弟，比如陳桑，比如朱天心筆下的「寶將」，也曾想把家裡的土地分給佃農。諷刺地是，自己革命做不到，關在牢裡，卻被敵人做到了。

從「三七五減租」到「耕者有其田」，農民逐漸轉化為自耕農，與地主的關係得到緩解，也為1960年代工業發展提供了自由移動的勞動力基礎。從只管種地到只管賺錢，一樣的是莫問政治。

這裡有個有意味的對照，中共在大陸發動土改時，不管是在抗戰和內戰期間以「打土豪、分田地」來獲得農民支持，還是建國初期新區土改的「群眾運動」，都極為重視這過程中鄉村結構的改變和「人的覺悟」。很多檔案和運動的觀察者，細膩地記錄了生產關係變化中人與人的關係變化、鄉村新政治形態的產生，比如「幹部」和「群眾」的關係，群眾的分化，暴力的問題等等。農民與政治的關係是被正向鼓勵的。1950年代，在台灣的國民黨則有意以共產黨土改中的暴力為反面教材，正當化「自上而下」、和平贖買的方式進行土改，而其作用，恰是去政治的。土改讓農民安分守己。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白色恐怖得以實行並令社會長期喑啞的「民意基礎」。

所以十幾年後「老同學」陸續出獄，無不感歎從「小牢」到「大牢」，體制監控與民間歧視的無所不在。1990年代以來，以「走出白色恐怖」為號召的出版物，從官方到民間，所在皆是。如何走出「白色恐怖」？恐怕並不依賴「從吞恨到感恩」的劫後餘生心態。對罪行的控訴或有時盡，深入個體意識肌理的恐怖，才更難走出。

三、陳桑的遺憾

第二次出獄後，在「民氣可用」的形勢下，丟失工黨這個陣地，是陳桑最感痛心之事。1970年代，他偷印禁書、與反對黨接觸乃至策反黃順興的行動，多是獨立、秘密進行，也不可能有什麼組織工作。到了他出獄後的1987年，《夏潮》、《人間》雜誌十幾年來凝聚的力量和影響，已有所積累，如果與社會民主派合作的工黨組黨成功，統左派將有一個真正的陣地，公開戰鬥的陣地。

「那個勢，過去了就沒有了。」陳桑詳細講了他認為的造成工黨分裂的多重因素，或許也會引起當事人或關心者不同角度的意見。若以20餘年來各自發展的經驗，重新檢討這個「失敗」，是否能提供一個左翼各方實踐重新合作的想像呢？無論如何，陳桑認為，這是他們該給後輩的交待。

比工黨的分裂更讓他揪心的，是「統」與「左」的分裂。陳桑認為，對改革開放後大陸社會性質的認識差異，是「統」與「左」分裂的原因。代表正義、平等、窮人過上好日子的社會主義理想，還在嗎？陳桑為此大量閱讀有關中國革命的歷史材料，思考現實，得出大陸是「特殊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仍朝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面。而台灣戰後經濟和政治美國無遠弗屆的滲透，讓台灣一度成了新形態的美國殖民地。因而，統一亦立是足於反帝基礎上的民族主義。基於此，陳桑認為台灣社會的基本矛盾雖是階級矛盾，但現階段的主要矛盾卻是統獨矛盾。因此陳桑的回憶錄有著貫穿始終的對話物件：關於獨立的論述，和漸行漸遠的（不願意統或消極於統的）左派。

但看起來，台灣左翼的光譜並不只是以統獨分，還有保釣左，毛派、學院左，運動左，道德左，假左，還有不願被歸派別的、進入台灣社會變革的具體面向的新一代實踐者……那麼如何對待不贊成或消極於統一的左派呢？除了對大陸社會主義性質之爭議，在其實踐領域內，還有怎樣值得聆聽的聲音？譬如對兩岸經貿往來模式圖利大資本的狀況，統左陣營內部亦有討論。如果說外因只能透過內因起作用，那麼只有為台灣的農業自主、合作化打下基礎，台灣與大陸一起往前走時，才有可持續性的進步，而不是只依靠大陸採購團或旅遊團，讓共同進步成了饋贈。何況，採購團若沒有站得穩的中間人，沒有篤實的生產者自己的組織──遠有台南學甲虱目魚、近有金鑽鳳梨的案例，「惠利」也是何其難。統與左的攜手空間，陳桑沒有多談，但我想他對後輩是抱著很大期待的。

剛剛退場的台灣「反服貿」，無疑有政黨政治與冷戰格局的遺留或內化，但從台灣的年輕人的表現看，民進黨和國民黨的政治手腕，其實已經越來越罩不住他們。被推入光環的幾個「學生領袖」有參加民進黨選舉活動的經驗，但在學運中，「領袖」一樣是被拿來晾曬、善意攻擊，並自我檢討的。作為一個大陸人，我想我不是「相信美國式的民主自由」而對台灣民主抱有什麼薔薇夢。學生的「宣言」許多還止於道德性，對服貿和自由主義貿易有深入思考的也未必占多數，但他們展現出的思考意識和努力，恐怕大大超過了他們只有被煽動的份兒的想像。時代的困境和問題，可能是最好的老師。

在大陸一面，「統獨」所係的民族情感，如今在兩岸交往的進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在「與時俱進」。以商促統不再強調同文同種，「兄弟讓利」之說也留在了前朝相國的語錄裡，而新的國台辦主任從台灣「反服貿」得到的啟示是，「要全面瞭解台灣，瞭解台灣基層民眾的想法。」

有時，陳桑會說：我的一生是失敗的，沒能革命！也只能如此了。

陳桑的路，貫穿著一個想做真正的、不被奴役、勇敢的人，不為自己苟活的人的理想，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他堅定了統一和社會主義的信仰，心無旁騖走到今天，而兩岸的往來，一直在以種種新問題提出挑戰。有誰說，自日據時代以萌生以來，台灣左翼運動是一連串的挫敗史，看看20世紀的世界，又豈止是台灣左翼。後輩只能踏著前輩的挫敗往前走，如果對「失敗」的檢討能推動兩岸共同進步，我想，該是陳桑最樂見的。

回憶錄的整理，我也有幾點遺憾。首先是我不懂閩南語，陳桑用國語講述，先得經過他自己的一番翻譯。我的記錄又常需補足，這過程中一定失落了他的許多生動。這是我覺得遺憾和抱歉的。但我想，他的經驗僅只是最平白樸實的保留，都無損其價值。再一個遺憾是有關馮守娥老師，以及他們的兩個女兒一起經歷的，足可以另成一本書。為了陳桑回憶錄的主題集中，只能留待他日。

感謝陳桑和馮老師，帶我走過這一程，兩年多前所聞所談，在今日仍是我的動力和思考資源。感謝呂老師和傑哥成全我的學習，無論資料還是實地踏訪，他們都是堅強後盾。呂老師身兼主持、外聯和校對，最為辛苦。感謝博洲大哥把他多年訪談的資料、影像都複製給我；福裕大哥以他豐富的經濟學知識幫我瞭解許多背景。感謝夏潮的同仁的幫助，其實他們比我勝任整理工作。感謝陳桑的大學同學林淵源先生接受我魯莽的訪談。最後，還要謝謝俊憲載我去五甲尾和高雄踏訪討論。最後，很重要的，是李中、鈺淩、美編瑪俐、琪椿、敏逸為出版所做的統合工作，她們不只是「敬業」，也是珍惜這一台灣記憶，傾注了許多感情。因為她們，回憶錄才以這樣恰切的面貌問世。

整理後記我借用「暗夜行路」，這是陳桑曾經想給回憶錄的名字，來自志賀直哉的小說。或許是覺得小說裡孤獨的思想探索終究太文人氣？陳桑最後用了「無悔」。我覺得，兩個詞語合起來，是對他的人生最好的描述。

2014年4月13日

一、

上世紀九O年代，台灣統派的一些年輕人，很希望五O年代的老政治犯（我們習稱老同學）寫回憶錄。那時候全台灣已經充斥著台獨派的歷史觀，我們希望老同學的回憶錄可以產生一些平衡作用。但老同學對我們的建議不予理會，他們認為，重要的是要做事，回憶過去沒有什麼用。況且，那時候台灣解除戒嚴令才不久，老同學也不知道過去的事能講到什麼程度，心裡有很多顧忌，當然更不願意講述以前的事。

當時我們著重說服的兩個對象，是林書楊先生和陳明忠先生。林先生尤其排斥寫回憶錄的想法，因此，直到他過世我們都不太了解他的一生。陳先生雖然比較願意談過去的事，但也只是在不同的場合偶然談上一段，他也沒有想寫回憶錄的念頭，

二○○八年，《思想》的主編錢永祥，要我和陳宜中聯合訪問陳先生。這篇訪問稿〈一個台灣人的左統之路〉登出來以後，很意外的被大陸很多網站轉載，大陸讀者反應說，他們對台灣歷史增加了另一種理解。

由於這個緣故，陳先生終於同意由他口述，讓我們整理出一部回憶錄。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李娜，知道這件事以後，自告奮勇，表示願意承擔訪談錄音和整理、編輯的工作，不拿任何報酬。李娜和藍博洲、張俊傑，還有我，多有來往，比較了解台灣的統派，對台灣歷史也比較熟悉，為人熱情，所以我們都同意由她來承擔這一工作。應該說，這本書能夠完成，李娜是最大的功臣。

李娜完成錄音的逐字稿整理和編輯以後，我列印出來，交給陳先生修訂增補，我再根據陳先生的校稿加以整理。李娜的整理稿已經把陳先生所講述的事實做了一些歸并，而且劃分了章節。在這方面陳先生和我只做了小幅度的調整。我的主要工作是修訂文字，讓陳先生的意思表達得更明確，並且跟陳先生隨時連繫，確認一些事實。

我跟李娜講，陳先生普通話講得不太好，講話常有閩南話的習慣，造句、用詞比較質樸，整理時不要太過修飾，儘可能保持他的語氣，這樣比較生動。李娜完全按照這一原則整理，只有少數地方不太合乎閩南語的習慣。我跟陳先生一樣，講的普通話含有濃厚的閩南話味道，因此，凡是我認為不太合乎陳先生口吻的句子和用詞，我都改了。另外，陳先生個性比較急，講得比較快，前後句子常常不太連慣，我就增加一些句子，讓意思清楚。我的修改，陳先生至少看過三遍，他有時候也加以增改。應該說，全稿是在陳先生的仔細審訂下通過的。

回顧起來，自從李娜把逐字稿交給我以後，又經過了兩年多，因為我很忙，校訂工作拖得太久，這是應該跟陳先生和李娜致歉的，另外，稿子在《犇報》連載期間，把我的校訂稿列印出來，交由陳先生修訂，這種工作都是陳福裕負責的，他還和陳先生密切連繫，從陳先生處選用照片，編配在本書中。在最後的排印過程中，一切工作全部由人間出版社的蔡鈺淩小姐和夏潮聯合會的李中小姐統籌。最後，黃瑪琍小姐聽說是陳先生的書，立即允諾設計封面及版面，這都應該說明，並表示感謝。

二、

陳先生生於一九二九年，經歷了日本殖民統治的最後階段，台灣光復時十六歲，高中已經畢業，因此他主要的知識語言是日語。十八歲時遭逢二二八事件，並身涉其中，事變後不久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一九五○年被捕，一九六○年出獄。出獄後，經過艱苦的努力，成為台灣新興企業的重要管理人員。但他不改其志，始終關心祖國的前途，花費大量金錢從日本搜購資料，並與島內同志密切聯繫，導致他在一九七六年第二次被捕。國黨原本要藉著他的案件，把當時島內從事民主運動的重要人物一網打盡。陳先生備受各種苦刑，仍然堅貞不屈，讓國民黨找不到擴大逮捕的藉口。國民黨原本要判他死刑，由於海外人權組織和美國保釣運參加者的傾力援救，改判十五年徒刑，一九八七年因病保釋就醫。陳先生出獄時，島內台獨勢力已成氣候，不久民進黨組黨，戒嚴令解除。為了對抗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獨勢力，陳先生又連絡同志，組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者互助會、中國統一統聯盟、勞動黨等，是台灣公認的重要統左派領袖。

陳先生口述的一生經歷，主要圍繞著上述事件而展開，主要是以敘述為主。雖然偶有議論，但無法系統的呈現他的政治見解，因此他決定把〈一個台灣人的左統之路〉收入書中，以彌補這一缺憾。陳先生的一生，不但呈現了台灣近七十年歷史的一個側面，同時也屈折的反映了中國人的現代命運。因為現代的年輕人對這段歷史大都不太熟悉，我想藉著這個機會對本書中所涉及的歷史問題加以重點分析。我希望這本書將來能夠在大陸出版，因此，我把大陸的讀者都預想在內，涉及面比較廣，希望引起大陸讀者的關注和討論。

我的序言主要涉及三個問題：一、台灣人與日本殖民統治的關係，二、國民黨與台獨，三、中國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後續發展問題。

大陸的一般人好像有一個傾向，認為台灣人對日本的殖民統治頗有好感，到現在還念念不忘，其實這是最近一、二十年來台灣媒體給大陸讀者造成的印象，完全不合乎歷史實情。在一次簡短的訪談中(見本書附錄)，陳先生一開始就說，改變他整個人生的思想和行為的，就是高雄中學的日本人對他的歧視。這並不是單獨的個案。陳先生的前輩，二二八事件後台北地區地下黨的領導人，後來被國民黨處死的郭琇琮，是另一個著名的例子。他出身於台北大地主之家，跟陳先生一樣，考上台北最好的高中，也因為飽受日本同學的欺壓而成為民族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只要熟悉日據末期的史料，以及當時台灣重要人物的傳記，就可以知道，光復後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台灣人普遍都有這種遭遇。

其次，台灣農民的處境，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遠比清朝惡劣得多，陳先生在書中已經談到了。只要稍微閱讀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作品，或者了解一下日據時代的台灣經濟發展，也會得到這樣的印象，這就是為什麼日據時期台灣最活躍的反日運動是由「農民組合」所發動的。而領導農民組合的知識分子，大半就是對日本人的歧視非常不滿的、受過比較好的教育的台灣人。這一股力量，是台灣左翼運動的核心，也是台灣光復和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主流知識圈倒向共產黨，並且加入地下組織的主要推動力。

非左翼的民族主義者如林獻堂等大地主階級，也對日本的統治不滿。因為他們極少參政的機會，他們的經濟利益也嚴重受到日本企業的排擠。他們一心嚮往祖國，認為只要回到祖國懷抱，他們就可以成為台灣的主導力量，並且取得他們應有的經濟利益。因此，台灣光復，國民黨的接收官員和軍隊到達台灣時，受到極為熱烈的歡迎，這從當時的報紙都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

這種情勢，在國民黨來接收以後，逐漸的、完全的改變過來，國民黨的接收，幾乎一無是處，所以才會在不到兩年之內就激發了漫延全島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後，台灣內部的左翼力量認清了國民黨的真面目，在來台的大陸進步知識分子的影響下，迅速倒向共產黨。他們之中最勇敢的、最有見識的，基本上都加入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當時國共內戰的局勢對共產黨越來越有利，他們認為台灣解放在即，不久的將來就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一個全新的中國。沒想到，不久韓戰爆發，美國開始保護殘存的國民黨政權，國民黨也在美國支持下，大力掃盪島內的親共份子，這就是大家習稱的白色恐佈。國民黨秉持「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的原則，幾乎肅清了島內所有的支持共產黨的人。這樣，最堅定的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台灣人，不是被槍斃，就是被關押在綠島，還有一部份逃亡到大陸或海外，日據時代以來最堅定的抗日和民族主義力量，在台灣幾乎全部消失。

非左翼的地主階級(左翼之中的地主階級也不少，如郭琇琮、陳明忠都是)雖然對國民黨還是很不滿，但比起共產黨，他們還是勉強跟國民黨合作。但是，美國為了杜絕日本、南韓和台灣的左翼根源，強迫三個地區的政權進行土地改革。國民黨當然願意跟美國配合，因為這還可以藉機削弱台灣地主階級的勢力。國民黨表面上是用國家的資源跟台灣的地主階級購買土地，但實際上付給地主的地價根本不及原有的三分之一。台灣的地主階級從此對國民黨更為痛恨，地主階級的領袖林獻堂外逃日本，而且還支持在日本從事獨立運動的另一個地主廖文毅。所以陳先生才會說，台獨運動的根源是土地改革，這是從未有人說過的、深刻的論斷。

這樣，台灣內部原有的最堅強的、愛國的左翼傳統在台灣完全消失，而原來溫和抗日或者跟日本合作的地主階級，全部轉過來仇恨國民黨。前一種人的後代，在父親一輩被捕、被殺或者逃亡之後，在反共的宣傳體制下長大，無法了解歷史真相，又因為上一代的仇恨，當然也只會仇恨國民黨。而地主階級的後代，不管他們的經濟力量受到如何削弱，他們還是比較有機會受到教育，比較有機會到美國留學。他們上一代對國民黨的仇恨都遺留在他們身上，他們在海外又受到美國的煽動和支持，他們的台獨組織在一九七○年代大大的發展起來，並且在八○年代和島內的台獨勢力相結合，就成為目前台獨運動的主流。

在美國新興的台獨勢力，開始美化日本人的統治。就台灣一般民眾而言，他們親身經歷到日本和國民黨的統治，他們認為日本官吏比較清廉而有能力，而國民黨的官吏則是又貪汙又無能，他們逐漸忘卻日本統治的殘暴和壓榨，因為國民黨的殘酷絕不下於日本人，而國民黨的壓榨也和日本不相上下。所以，台獨派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美化，很容易得到一般台灣民眾的呼應，這樣，整個歷史就被顛倒過來，積非成是。最重要的關鍵還在於，國民黨把最堅強的抗日的、愛國的島內勢力根除無餘，這也是八○年以後島內的統派力量一直很微弱，難以發揮影響的原因。

三、

國民黨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殘酷的清除台灣最堅強的、抗日的愛國力量，這純粹是自私。但國民黨為了穩定台灣，發展台灣的經濟，不得不實行土地改革，這件事無論如何不能說他做錯了。沒有土地改革，就不可能有後來的經濟發展。台灣地主階級的後代對此念念不忘，也應該加以批評。

坦白說，這十多年來我對國民黨在台灣的功過比較能坦然的加以評價。國民黨在土地改革後，實行低學費的義務教育，又實行非常公正的聯考制度，讓許許多多的貧困的台灣農家子弟逐漸出頭，確實有很大的貢獻。另外，由於教育的普及，受過教育的台灣人基本上都會講普通話（台灣稱為國語）。普通話不但讓台灣的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還有原住民可以相互溝通，而且，在兩岸互通以後，還可以跟大陸一般民眾溝通，客觀上為統一立下了很好的基礎。雖然在推行普通話的過程中，國民黨曾短時期（一九五、六○年代之交）施行過禁止方言的過當政策，但總是功大於過。現在的台獨派，不管花多少力氣想把閩南話文字化（他們稱為台灣話文），都不能成功，反過來証明了國民黨推行普通話的貢獻。

一九七○年代以後，尤其在一九八七年解嚴以後，過去三十餘年台灣歷史的真相逐漸被曝露出來。面對台獨派及一般台灣民眾對國民黨罪行的控訴，國民黨的統治階層，以及他們的第二代很難反駁，再加上美國的暗中支持，國民黨也無法以法律來壓制台獨言論。這樣，政治上台灣就分成兩大陣營，即現在一般所謂的藍與綠。在國民黨長期統治之下，還是有不少台灣人跟國民黨合作，他們的利益和國民黨密不可分，同時，由於民進黨常常訴諸群眾運動，過分偏激，不少中立者寧可支持國民黨，現在藍、綠兩邊大致勢均力敵。

不過，藍軍也並不支持統一。國民黨的核心統治集團，是當年戰敗逃到台灣來的最頑固的反共人物，他們有很深的仇共情緒，並且把這種情緒遺留給他們的第二代。他們認為，雖然國民黨治台初期犯了重大錯誤，但台灣社會現代化的貢獻還是要歸功於國民黨，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台灣民眾才能過上富裕與民主的生活 。因為仇共和自許的成就，即使面對台獨派極大的壓力，他們也不願跟共產黨合作，接受統一。就其實質而言，藍營基本上和綠營一樣，都很少具有民族主義的情懷。除了維持「中華民國」的正統性這一點之外，他們跟綠營的區別並不大。所以很弔詭的是，藍營雖然表面不講獨立，他們真正的心願是以「中華民國」這一塊招牌，把台灣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所以現在的國民黨也成為另一種意義的台獨派。可以說，國民黨長期和美國合作所進行的反共（後來還有反中）宣傳，造成了今天島內兩黨惡鬥、面對大陸又兩黨一致的怪異局面。

其實，這一切都是美國長期導演出來的。美國在韓戰之後，一方面用武力保護台灣，一方面支持台灣的經濟改革，又利用極優厚的留學條件，把大部份的台灣精英都吸引到美國去。事實上，現在的台灣統治集團(不論藍、綠)，還有台灣大部份的企業家和高級知識份子，他們的後代（或其親屬）、甚至他們本人，不是擁有美國公民權，就是持有綠卡（馬英九的女兒就是美國籍）。這樣的集團既控制了台灣，又和美國具有利益上的種種瓜葛。在這同時，又有美國的盟友日本助上一臂之力。因為，做為台獨核心的地主階級的後代，基本上都親日，在他們的影響下，「哈日」之風盛行。台獨派甚至把當年日本人斥罵台灣人的「支那」和「清國奴」，轉而用到現在的中國人身上，可謂荒謬絕倫。可以說台灣長期在美國和日本的影響下，已經自視為亞洲的「文明國家」。台灣人實際上抄襲了日本人的「脫亞入歐」論，不但瞧不起中國人，也瞧不起東南亞國家。

現在大陸有少數人有一種想法，認為讓台灣長期維持現狀，對大陸的政治改革會產生積極的作用，這是不了解台灣問題的本質。因為，台灣問題是美國和日本採聯合行動，刻意干涉中國內政的最後殘餘。台灣問題不解決，就是中國百餘年來被侵略的歷史還沒有結束。我們應該站在民族大義的立場來看待台灣問題，不應該對台灣的所謂民主抱有幻想。最近民進黨煽動無知的學生包圍總統府和立法院，表現出一種無可理喻的反中情緒，就是最鮮明的例子。

四

陳先生接受新民主主義革命、加入地下黨時，只有十八歲。那時候的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的革命的認識都不是很深刻。一九六○年他第一次出獄時是三十一歲，此後十六年，他想盡辦法偷讀日文資料，以求了解新中國的局勢。一九七六年第二次被捕，不久文革結束，這時，他也許才開始真正的「探索」。他說，文革結束之後台灣對文革的報導，讓他非常痛苦，他不知道中國革命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他不得不為自己犧牲一輩子所追求的事業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不然他會覺得自己白活了。

一九八七年陳先生第二次出獄，他開始閱讀大量的日本左派書籍，企圖深入了解中國革命的歷程、文革發生的背景，以及改革開放後中國如何發展的問題。他已經把他的探索過程和看法寫成了《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本書，主要的觀點在本書中也略有提起。

陳先生探索的結論大略如下。他認為，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集合全民(或者說四個階級)的力量與意志，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力現代化。這一階段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朝向社會主義的第一步。這個說法，意思和鄧小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相近。又說，劉少奇是了解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新民主主義」和新經濟政策有類似之處，「新民主主義」的形成，劉少奇貢獻很大。新中國建立以後，事實上，「毛澤東個人」走的就是一條「違反」新民主主義這一「毛澤東思想」的路，所以才會產生「反右」和「文革」那種大錯誤（亦即，毛澤東不遵守「毛澤東思想」）。總之，陳先生最後肯定了自己年輕時選擇的「新民主主義」，而且，把這一主義思考得更加清晰。

陳先生認為，毛澤東本人的思想則是一種「備戰體制」，是在面對美國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隨時威脅時的「應時之需」，毛澤東錯把「應時之需」當作正確的思想了。陳先生是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堅決的擁護者。陳先生又認為，中國現在的政治體制並沒有違反社會主義的精神，還在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至於什麼時候達到社會主義，他是無法知道的。他能夠看到自己祖國的強大，看到統一有望，也看到中國有實力制衡西方，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掠奪政策，他已經沒有什麼遺憾了。

我是一個「後生」的觀察者，不像陳先生具有「參與者」的身份。我也像陳先生一樣，認為「後進」的中國的所謂「革命」，第一個任務就是以「集體」的力量全力搞現代化，以達到「脫貧」和「抵抗帝國主義」這雙重任務。但是，我比較相信毛澤東思想具有「複雜性」，並不純粹是「備戰體制」。

不論我跟陳先生在這方面的想法有什麼不同，但我們都了解到，革命的道路是非常艱難的、前無所承的。在五○年代，主管經濟的陳雲和主管農業的鄧子恢常和毛澤東「吵架」，因為他們不能接受毛澤東在經濟上和農業上的一些看法。陳雲常常退出第一線，表示他不想執行毛澤東政策，而鄧子恢幾次跟毛澤東唱反調後，終於被「掛」起來，無所事事。梁潄溟所以跟毛澤東大吵，也是為了農業政策。這些，都可以說明，建國以後，路子應該怎麼走，黨內、外有許多不同看法。大躍進失敗以前，大致是毛主導，大躍進失敗以後，變成劉少奇主導。文革又是毛主導，文革結束鄧小平主導。應該說，中國的情勢太複雜，內部問題很難理得清。經過文革的慘痛教訓，鄧小平才能抓穩方向(八九年還是差一點出軌、翻車)。我推想，鄧是以劉為主的一種「綜合」，正反合的「合」，而不是純粹的劉少奇路線。但這只是「推論」，目前還無法證實。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都犯過錯誤，而且一些錯誤還不小，應該批評。但如果說，這一切錯誤都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主要的應該加以否定，那未免把中國這個龐大而古老的國家的「重建」之路看得太簡單了。鄧小平主導以後，還不到三十年，大家都覺得好像走對了，不免鬆一口大氣，歌頌鄧的英明。我認為，這也是把問題看簡單了，鄧是毛、劉、周的繼承人，他不可能不從他們身上學到一點東西，因此，鄧也不是純粹的鄧個人。對於歷史，我覺得應該這樣理解(鄧應該也從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看到一點東西，當然這是隨他的意思決定去取的)。

我覺得，大陸內部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很多知識分子不了解中國革命在「反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或者「反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的意義。在中國崛起之前，西歐、北美、日本這些「列強」，都曾經侵略外國，強佔殖民地(甚至可以包括蘇聯在二次戰後對東歐國家的宰制)，而中國從來就沒有過。到目前為止，中國是唯一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的現代化經濟國家。

現在大家說，「中國是世界的工廠」，俄羅斯的一份週刊說，「世界超過一半的照相機，30%的空調和電視，25%的洗衣機，20%的冰箱都是由中國生產。」前幾年大陸南方鬧雪災，交通癱瘓，物資不能輸出，據說美國的日常用品因此漲了一、兩成。我說這話，不是在誇耀中國的成就，而是想說，中國的經濟改變了「全球體系」。

在中國的經濟還不能對「全球體系」造成明顯影響時，西方、日本都已憂心忡忡，擔心中國的崛起會「為禍世界」。即使到了現在，如果美國不是陷入一連串的泥淖之中，你能想像美國願意坐視中國崛起嗎？美國不是不想做，而是沒有能力去做。

如果中國因素的加入，使得「全球體系」陷入不平衡狀況，如一次大戰前，德國的崛起讓英、法寢食難安，那「全球體系」就只有靠「先進國家」為了「扼阻」新因素的「侵入」而發起戰爭來解決了，兩次世界大戰都是這樣發生的。事實上，上世紀九○年代美國並不是不想「教訓」中國，只是它沒有能力罷了。美國和日本搞軍事聯盟，說如果「周邊有事」，他們要如何如何，意思不是夠明顯了嗎？

如果中國經濟的崛起，能夠讓「全球體系」產生良性的調整，從而對「全人類」的發展有利，那就是全人類的大幸。如果因中國的崛起，而讓全世界經濟產生不平衡，從而引發另一波的「列強大戰」，那人類大概就要完蛋了。現在美國經濟不景氣，情況似乎頗為嚴重；如果美國經濟一下子崩潰，你能想像這個「全球體系」能不「暫時」瓦解嗎？這樣豈不也要「天下大亂」？應該說，中國一再宣稱「不稱霸」，宣稱要「和諧」，就是希望避免這樣一次大震盪。我覺得，這個時候重新來思考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邏輯的分析，就更有意義了。我是一個中國民族主義者，但我從來就希望，中國崛起只是一種「自救」，而不是產生另一個「美國」或「英國」或「日本」或「德國」，或一種難以形容的資本主義「怪物」。我覺得這樣的思考也可以算是一種讓「全球體系」「走向社會主義」的思考。

從馬克思的原始立場來解釋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只可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全球範圍全面展開時，才可能實現。因為，只有全人類有豐裕的物質生產，才可能想像馬克思所構想的那個人人富足、人人自由的物質與心靈雙方面得到完滿實現的社會。一次大戰以後，西方資本主義體制第一次碰到全面危機時，許許多多的左派革命志士認為，全球革命的時代已經來臨，最終證明是一種幻覺。

這一次「不合乎「馬克思原始構想的「世界革命」，以蘇共的革命開其端，以中共的革命達到高潮，以二次戰後許多「後進國」的共黨革命延續下去。現在已經可以了解，這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後進國」以集體的力量來實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代化工程，這一工程可以把「後進國」絕大部份受苦受難的人從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剝削之下解救出來。這一革命的犧牲相當慘重，但相對而言，二次戰後那些走「西方現代化」路線的「後進」國家，犧牲也一樣慘重。姑且不論這兩條路誰是誰非，「後進國」都被迫走進資本主義國家逼他們非走不可的道路。走第一條道路而唯一獲得成功的是中國，走這二條道路很可能將要成功的，大家都看好印度。中國的成功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具有雙重意義。第一，它的崛起好像還不致於導至德國、日本崛起以後的那種資本「帝國大戰」。第二，到現在為止，中國經濟也還不是經典意義下的「資本主義」」它還保留了相當比例的公有制、也沒有全面市場化_，因此可以希望它對其他「後進國」產生啟導作用，讓它們不必完全照「西方道路」走。

中國的崛起距離全球範圍的現代化還很遙遠。拉丁美洲、非洲、伊斯蘭世界、東南亞，這些地區目前都還在發展。我們不知道西方(尤其是美國)和伊斯世界的衝突如何能解決，也不知道拉丁美洲最終是否可以從美國資本主義的桎梏之下解放出來。但是，無疑的，現在可以用更清醒的眼光，用馬克思的方法，好好的審視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未來。只是，我們很難期待，二十一世紀會出現另一個馬克思。

在這種情形下，每個地區、每個民族都只能以自救、自保為先。達到第一步以後，如果能對周邊地區產生影響，促使它們良性發展，而且不對周邊地區產生明顯的經濟「剝削」，我相信，這樣的國家就要比以前的英、法，二次戰後的美、日好太多了。並且，第三，如果它還能進一步制衡愈來愈黷武化的美國，讓美國不敢太囂張，那它對世界和平無疑是有貢獻的。我認為，中國是現在世界上唯一有力量達到這三重任務的國家。

我跟一些大陸朋友談過我的看法。有些人認為中國本身的問題多如牛毛，我這樣想，未免太不切實際。我逐漸了解，這種人大多羡慕美國模式，認為中國距離美國模式還太遙遠。但讓我高興的是，像我這種思想傾向的人越來越多，而且他們的影響也在逐漸增加。我相信，這種思想傾向，在未來的一、二十年之內，會成為大陸思想的主流。

五

我跟陳先生來往二十餘年，用客觀的眼光來看，他一輩子的經歷讓我非常感興趣。他出身於大地主之家，從小不愁吃穿。生性聰明，居然從偏僻的鄉下小學，考上台灣南部最優秀的高雄中學，然後又以第一名考上台中農業專門學校的農化系，最後還是以第一名畢業。以這樣的背景，在台灣剛光復的歷史條件下，他可以從政，就像他的好朋友林淵源那樣，很容易成為地方派系領袖，甚至可以選上縣長。他也可以從商，在台灣現代化的過程中，不難成為富裕的企業家。他也可以走學術道路，如果光復後他到日本留學，應該有機會成為名牌大學的教授，但是，這些路他都不走。在高雄中學的時候，因為日本人的歧視與欺壓，就走上反抗之途；光復後，因為國民黨接收的劣政和二二八事件，就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歷經艱險，九死一生，從不後悔。從我們光復後接受國民黨教育的人的眼光來看，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陳先生現在的生活非常簡單，如果沒事在家，一天就買兩個便當，中餐和太太共吃一個，晚餐再吃另一個。他全心全力為他的工作奔忙，此外，沒有其他的需求，我沒有看過人生目標這麼明確、行動這麼果決、意志這麼堅定的人。一個人，十八歲就決定加入革命組織，到現在已經八十五歲了，還不想休息。看到這樣的陳先生，再想起五○年代就已犧牲的郭琇琮、吳思漢、許強、鍾浩東等人，就會覺得，他們那一代人真了不起。

我跟陳先生相處，最大的收獲是：鮮明的意識到，小知識分子那種患得患失、怨天尤人的壞習氣。有一次，在他面前，我對某件事情大發牢騷，他非常不解的看著我說，這有什麼呢？讓我很不好意思。應該說，這十年來，我的目標越來越單純，行動越來越堅定，牢騷越來越少，他的無形的影響是很關鍵的。我很高興，他的回憶錄的出版我有機會稍盡棉薄之力，我也希望，藉由這本回憶錄可以讓人們回想起五○年代為了全中國和全人類的前途而犧牲的那一代台灣菁英。

                                                  2014、3、23

 〈災難意識、災難記憶與庶民歷史〉 鍾秀梅（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2008年八八風災，讓許多社會關係重新連結起來。各種性質的能動者，包括社會團體、官方機構與在地居民，都有機或機械地組織串連，面對立即的受災居民照護或社區物理性的安置（包括重建地點的選擇、工作安排、災後心理輔導等）。我們則是選擇用影像與文字介入這一悲劇。

一如1999年九二一地震的心情一樣，2008年8月8日承受三天的極端氣候影響，止不住的暴雨沖走、掩埋了六龜、衫林一代的房舍、居民。我祖居美濃，鄰近重災區，總覺得需要做一點事情。正好也處於焦慮狀態的丘延亮老師聯繫上我，在前輩丘如華小姐安排下，獲得法鼓山慈善基金會的支持，我組織了成功大學的研究生，由卉君領隊，展開對六龜新開地區二十四位風災受難者的紀錄與學習。

為何稱為學習？那段期間，受限於教職，我與研究生只能在整個學期內，分幾次進入災區，並非在地蹲點，於是居第一線工作的卉君與文吉成為主力，我與研究生聽命於他們的「號令」：我們一起傾聽了失去至親家屬的故事、跟著他（她）們回到雲林的祖居地、陪著他（她）們做百日祭典、探問他（她）們在哪裡生活等等。透過半年的學習，深刻認識到這些堅毅勞苦的邊緣群體的生命韌力，也衝擊著我在學院的教學工作。這五年來，我在課堂陸續開了「災難文學」、「災難與集體記憶」等課程，即是五年前這趟「生命旅程」的啟發。

災難的歷史有自然、人為或複合型災難，如日本三一一地震引發海嘯核災就是複合型災難的典型；人為災難若逢上自然天災會更加難以收拾，譬如1942年河南大飢荒就是慘酷的人為戰爭加上水患天災的來臨，絕望的人民被迫四處逃亡流竄。即使是ㄧ般的自然災難，雖源自人力無可逆轉的自然因素，但是極端氣候的衍生與工業化社會大量使用石化能源而引發的溫室氣體效應恐怕也不無關係。

八八的辛風苦雨橫掃以貧困農民和原住民居多的山區，災上加災，庶民的艱辛苦楚誰能理解？本書的出版，就是要呈現災難的庶民史，讓大眾學習這群了不起的人民面對災難時如何產生智慧，勇敢面對困局，從而讓我們透過這些紀錄，建立較為深刻的災難意識。

本書作者張卉君是我的學生，她聰慧明亮，又有特殊的執著和韌性，這本災區紀事是她在第一線蹲點的工作成果。攝影者李文吉則是我的同志與摯友，我在二十出頭就跟著他探訪菲律賓尼格洛斯島上的政治難民。他的報導文學與攝影作品，為台灣留下寶貴的文化資產，可惜英年早逝。感謝人間出版社慷慨答應出版此書，也許這也是紀念文吉的一種方式吧！

吾人持繼的基本倚仗——<莫拉克災後口述史> 丘延亮（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

莫拉克天災在2009年8月8日的驟然自天而降、各地災情傳出令人甚為傷痛；數日後全國驚悉六龜地區新開的滅村慘劇，尤為令人震驚；其慘狀到了幾乎匪夷所思的地步，至今猶教人難以相信。

在急難救助和各方戮力支援的努力中，一群可敬的年輕人去到災區，進行的撫慰倖存者人心的聆聽與紀錄工作。這個「莫拉克口述歷史工作小組」長期駐點，日夜與受災戶及其悲思為伴，通過了文字、照片和媒體映像，整理並呈現了新開罹難倖存者的奮鬥、生計、想望；掙扎、圖存與互助的動人故事。

張卉君以其有訓練的平實文字呈現了真實；李文吉更以真摯的攝影歷練、為那個時代中的人物留下了有容後世、及外人久留懷思的珍貴面容；在在呈現了凝固於斯土斯民身上的厚實與堅毅。

《記憶重建：六龜新開罹難者故事—莫拉克災後口述史》一書在五年後的今天有緣出版面世、固然是我日日望眼的期待；它更歷歷如昨地帶人回到了口述史團隊奔波於災區的情景。我記得一個個將研究、書寫及圖像回饋罹難家屬的聚會，再次回顧當時的衝擊與感人畫面；更深地體會到這個計劃的社群意義；以及這群工作者誠摯的熱血及他們毅力超人的堅持。

從《記憶重建：六龜新開罹難者故事—莫拉克災後口述史》一書，讀者必更進一步悟到：天災雖非人力可以阻擋；人事乃吾人持繼的基本倚仗。

就在本圖文集見世在即的這個時刻，我不得不為六龜新開罹難倖存者慶幸；也極力向各方讀者極力推薦！

〈從反傳統到反思傳統〉  呂正惠

一

我們不妨把土耳其道路稱為“自宮式現代化道路”，就像金庸武俠小說裡的明教教主，為了練一門至高武功要首先把自己的生殖器割掉，稱為“本門心法首在自宮”。其實很多現代化理論都是這種“自宮式現代化”理論，認為要練現代化這武功，就得先割掉自己文化傳統的根，土耳其無非是在這方面走得最徹底而已。但一個人割掉了自己的生殖器，即使練了武功，活著還有什麼意思？我從前曾多次引用過伯林（Isaiah Berlin）強調個人自由與“族群歸屬”（belonging）同為最基本終極價值的看法，現在或許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土耳其的現代化道路不但沒有給土耳其人帶來歡樂，反而導致其“在靈魂深處抑鬰而不歡暢”的。這個原因就在於土耳其這種“自宮式現代化道路”不但沒有滿足土耳其人的“族群歸屬感”，反而割掉了這種歸屬，就像割掉了自己生命之源的生殖器，怎麼可能快樂？

這是2003年甘陽面對記者訪問時所講的一段話，我到2011年才讀到。2011年我的心境已經非常開朗，深信中國前途一片光明，但看到甘陽這一段話仍然引起強烈的共鳴；一方面欣賞他幽默、生動的語言所蘊含的智慧，另一方面也勾引起我對1990年代的回憶，因為那正是我最“抑鬰而不歡暢”的時期。

從1980年代進入1990年代，我突然發現周圍的朋友和學生竟然都開始傾向台獨，而媒體上的“去中國化”和“反中國”言論一片喧囂，我為之憤怒，為之氣悶。為了逃避這種無法忍受的空氣，我儘可能找機會到大陸去，可以因此稍為喘一口氣。但到了大陸，我卻又碰到了另一種尷尬的處境。我明顯感覺到了大陸知識分子的極端壓抑，並且了解他們壓抑的緣由。但我們之間卻難以交談，因為我的痛苦和他們的痛苦完全不一樣。我看過《河殤》，簡直目瞪口呆，竟然為了現代化可以放棄一切民族文化特質，我不知道這種思想傾向如何跟台獨思想劃出一條界線。我知道我和新交的大陸朋友絕對不能深談，一深談就會不歡而散。這樣，我在兩岸同時找不到可以縱談而無所顧忌的人，我彷彿得了失語症，或者不知道怎麼講話，或者根本就無法講話。

甘陽提到的伯林，是這樣談民族歸屬感的：

當人們抱怨孤獨時，他們的意思就是說沒有人理解他們在說什麼，因為被理解意味著分享一種共同的歷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想法，以及親密交流的可能，簡言之，分享共同的生活方式。這是人的一種基本需要，否認這種需要乃是危險的謬誤。

我和兩岸的知識分子雖然都使用共同的語言，卻無法分享共同的歷史、共同的想法和感情，我只能陷入徹底的孤獨。為了擺脫這種孤獨，我只能藉著縱酒放肆來發洩苦悶。杜甫說李白“縱酒狂歌空度日”，這也是我過日子的一種方法，我成了朋友口中的“酒徒”。

就在甘陽接受訪問的前後時段，我也感覺到大陸知識界的氣氛好像在逐漸轉變，就在這個時候，我交了一批大陸的新朋友，我跟他們的交流比以往要順暢多了。不久，他們就成為我最密切來往的一個圈子，其中就包括張志強，以及張志強的愛人、本書的作者江湄。他們都比我年輕二十歲以上，但我們談起話來毫無隔閡，因為我們的談話有共同的方向和共同的關懷；用江湄書中的話來說，我們都關心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換”，我們強烈希望中國文化仍然是未來中國的立國之本，因此，我們都必須面對五四以來的激進反傳統問題，必須從理論上處理這個問題。我也可以跟其他朋友談這些問題，但跟他們兩人的交談空間似乎還要大一些。因為他們兩人都做中國近代思想史，由此勢必熟悉中國古代思想史，而他們兩人對中國古代的歷史和思想的認識也確實相當深入。因此我們談到中國文化時，就不只限於大方向的討論，還可以涉及更為細節的問題，不至於完全流於空泛。